第二章 世界上所有坚持都因为热爱（8 / 33）
我更卖力了，一天拍十个小时以上很正常，能赚50多元钱了，后来也开始做小群头。有一次，我叫了些群演的朋友去接一个戏，拍了三五天吧，结果临结账时那家伙卷款跑了。我傻眼了。但那二三十个人是我叫去的，我就自己贴钱给他们，差不多来横店攒的一点点积蓄全搭进去了。也有哥们儿很仗义，不肯要我的钱，说自己差了这一二百块也饿不死。
那段时间我什么活儿都干，群演、群头、各种助理，还去当替身替明星跳河，跳河的戏经常是身上绑了保鲜膜就往水里扎，因为保鲜膜能隔绝湿气，保暖，也不显得臃肿。黄晓明那版《鹿鼎记》，里面有场戏好像是韦小宝的几个老婆掉到湖里，我就是掉下去的“老婆”之一。当时我穿了女人装，戴个假头套，大冬天的扑通扑通就往水里跳，根本不会拍到脸。
为了赚钱，我还去义乌舞过狮子，80—100元舞一场，两个来小时，有时候是到别人婚礼上表演，除了舞狮子，还舞过板凳龙。
但即使如此，我最后还是撑不下去了。2006年底，我答应了朋友跟组吴宇森的《赤壁》，似乎是做副导助理，但是电影迟迟不开机。我又不敢接其他剧组的长活，因为一接就是两三个月，所以断档的我山穷水尽，有了撤退的打算。
2007年3月，我准备回上海。当时所有朋友都劝我留下说，你回去了就回不来了，并且即使你回去了，也回不到原来的生活了。这句话是真的，但当时劝我的好多人后来也离开了横店。我们那帮人，不是没有人混出来，只是少之又少。混得好的都去了北京，混得差的都回了家乡。应了当时那句话：铁打的横店流水的漂。
离开横店没多久，就听说《赤壁》开机了。
《斗鱼》里面有句话，大体意思是，你一旦踏进黑社会，就出不来了。我感觉这个行当也一样。服务员、技术员转行很正常，但你一旦适应了这个圈子，就很难再适应其他圈子了。
回到上海后，我一直接散活，以拍东西为生，电视栏目、广告、影视剧都干过，中途还去某高校影视学院读过一年。但我看着研二的学生连轨道都不会架，心里觉得很傻，就没有继续读下去。
2008年底，我参加横店一个短片比赛拿了奖，得到当地赞助，可以去横店随便采景拍摄。那天采完景回来，碰到一个从前的群演哥们儿，他有些兴奋，以为我又回来了。我说不是来漂的，带了个小团队来拍短片，还有几个小时就回去，住在哪个宾馆哪个房间，你如果有空就来坐会儿。
如预想中那样，他没有来。他一定以为我飞黄腾达了。我们那些人，有着本能的防备和抵触心理，一旦有人飞上枝头变凤凰，距离就会立马拉开，我们不想成为别人成功的参照物，别人也不愿看到我们想起尘埃过往。我曾经有个哥们儿现在是小有名气的导演，微博粉他他不回，电话要几遍才肯给。我知道，我不再是他的哥们儿了。
当年，我们一起在横店拍戏，有一顿没一顿。后来他跟组去了北京，但是横店的费用还没有结，一天他给我打两遍电话，告诉我在北京多苦，没得吃没得住，最后不住地说：“哥，你得帮我催催啊！”他没有开口向我借钱，但我知道群头的钱希望渺茫，犹豫了一下，自掏腰包把那三四百元钱给他打了过去。他当天来电话，高兴地说钱终于结了。
他从来不知道那笔钱是我打过去的。只是隔了多年，他把我从朋友名单上删去了。
似乎是哪部电视剧里有这么个桥段，两个穷人当年共患难，分一个饼吃，说是将来发达了可以凭着半块饼去找他。后来那个人真的升官发财了，但另一个人拿着饼去找他，却挨了一顿板子，因为：“怎么能被你揭了老爷的老底儿呢！”
所以我也早想开了，别人混好了不理我很正常，谁叫我总在人家最悲惨的时候遇到他们呢。还有个作家，我们曾经连在半夜轧马路绕圈子，去网吧的钱都没有，最后在一个以前经常吃饭的老板那儿借到了200元钱。这一行混出来的人，除了特别铁的朋友，大部分和当年认识的人都不再有牵连，因为他们最不想被别人知道的过往你都知道。
我回到上海后的生活没有逆袭，也没有惊喜，一如既往地跌跌撞撞。
这个圈子在别人眼里光鲜无比，不熟悉的朋友认为我做编导一年二三十万是低估，而且以为我过着令人向往的灯红酒绿的生活。但他们不知道，有时候录制节目前开会，能从下午2点开到凌晨5点，也有时候我开会时接到电话挂了，短信对方等下打过去，结果回过去往往就是第二天、第三天了。朋友很不高兴，不相信我连打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
当然，这也与我的不学无术有关。我没有本科文凭，只能在编制外生存，即使后来带的实习生都是研究生，薪资待遇也远不能和编制内的编导相比。
父亲说，如果我没有辞去那个工厂的技术员工作，现在月收入可能快一万五了。因为那个厂子还在，那个职位还在，现在那个岗位上的人雷打不动地每月拿一万多，福利待遇各种稳妥。而我今天撑死也就一月七八千，要在上海买房、买车想都不敢想，做任何决定都畏首畏尾、婆婆妈妈。我知道，自己再也不是青浦当年那个心高气傲的少年了。
有人问我，你这30年，有没有后悔的事情？
我说：“有一件。那一年，我去了横店。”
对方问：“还有吗？”
我说：“还有一件。那一年，我离开了横店。”
城里来的大学生村官
他有点儿腼腆，大家都喊他小陈。
小陈25岁，青岛人。读书时，同学们都很羡慕他，生长在一个有山有水的海滨城市。大学毕业时，一向稳妥的他却做了个令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去外地一个小村庄当大学生村官。
第一个反对的，就是他的女朋友。
女朋友也是青岛人，早就盼望着毕业后同他一起回青岛，像许多甜蜜的小情侣一样，经营自己的小日子，结婚，生子，高兴了还可以一起去看看海，平淡又浪漫。
小陈当然也曾幻想过那样的场景，她是自己的初恋，陪伴自己度过了整个大学时光，两人感情稳定，双方家人满意，只等着他俩回去热热闹闹置办酒席。这种你情我愿、门当户对的初恋可遇不可求，但他偏偏要去当大学生村官。
因此一毕业，他和女朋友的关系就迅速僵化，从前的模范情侣也开始了不断的异地战争。就连母亲也说：“青岛多好，你跑到农村去，适应吗？会当村官吗？当地人说话你还不一定能听懂呢！”
其实小陈也很挣扎，但他到了村子的第一天，心里就没有了任何犹豫。村子很美，很安静，湿地上不时有成群的鸟儿飞起，路上遇到的村民都是笑呵呵的，连不认识的人也笑着和他打招呼。 ↑返回顶部↑
那段时间我什么活儿都干，群演、群头、各种助理，还去当替身替明星跳河，跳河的戏经常是身上绑了保鲜膜就往水里扎，因为保鲜膜能隔绝湿气，保暖，也不显得臃肿。黄晓明那版《鹿鼎记》，里面有场戏好像是韦小宝的几个老婆掉到湖里，我就是掉下去的“老婆”之一。当时我穿了女人装，戴个假头套，大冬天的扑通扑通就往水里跳，根本不会拍到脸。
为了赚钱，我还去义乌舞过狮子，80—100元舞一场，两个来小时，有时候是到别人婚礼上表演，除了舞狮子，还舞过板凳龙。
但即使如此，我最后还是撑不下去了。2006年底，我答应了朋友跟组吴宇森的《赤壁》，似乎是做副导助理，但是电影迟迟不开机。我又不敢接其他剧组的长活，因为一接就是两三个月，所以断档的我山穷水尽，有了撤退的打算。
2007年3月，我准备回上海。当时所有朋友都劝我留下说，你回去了就回不来了，并且即使你回去了，也回不到原来的生活了。这句话是真的，但当时劝我的好多人后来也离开了横店。我们那帮人，不是没有人混出来，只是少之又少。混得好的都去了北京，混得差的都回了家乡。应了当时那句话：铁打的横店流水的漂。
离开横店没多久，就听说《赤壁》开机了。
《斗鱼》里面有句话，大体意思是，你一旦踏进黑社会，就出不来了。我感觉这个行当也一样。服务员、技术员转行很正常，但你一旦适应了这个圈子，就很难再适应其他圈子了。
回到上海后，我一直接散活，以拍东西为生，电视栏目、广告、影视剧都干过，中途还去某高校影视学院读过一年。但我看着研二的学生连轨道都不会架，心里觉得很傻，就没有继续读下去。
2008年底，我参加横店一个短片比赛拿了奖，得到当地赞助，可以去横店随便采景拍摄。那天采完景回来，碰到一个从前的群演哥们儿，他有些兴奋，以为我又回来了。我说不是来漂的，带了个小团队来拍短片，还有几个小时就回去，住在哪个宾馆哪个房间，你如果有空就来坐会儿。
如预想中那样，他没有来。他一定以为我飞黄腾达了。我们那些人，有着本能的防备和抵触心理，一旦有人飞上枝头变凤凰，距离就会立马拉开，我们不想成为别人成功的参照物，别人也不愿看到我们想起尘埃过往。我曾经有个哥们儿现在是小有名气的导演，微博粉他他不回，电话要几遍才肯给。我知道，我不再是他的哥们儿了。
当年，我们一起在横店拍戏，有一顿没一顿。后来他跟组去了北京，但是横店的费用还没有结，一天他给我打两遍电话，告诉我在北京多苦，没得吃没得住，最后不住地说：“哥，你得帮我催催啊！”他没有开口向我借钱，但我知道群头的钱希望渺茫，犹豫了一下，自掏腰包把那三四百元钱给他打了过去。他当天来电话，高兴地说钱终于结了。
他从来不知道那笔钱是我打过去的。只是隔了多年，他把我从朋友名单上删去了。
似乎是哪部电视剧里有这么个桥段，两个穷人当年共患难，分一个饼吃，说是将来发达了可以凭着半块饼去找他。后来那个人真的升官发财了，但另一个人拿着饼去找他，却挨了一顿板子，因为：“怎么能被你揭了老爷的老底儿呢！”
所以我也早想开了，别人混好了不理我很正常，谁叫我总在人家最悲惨的时候遇到他们呢。还有个作家，我们曾经连在半夜轧马路绕圈子，去网吧的钱都没有，最后在一个以前经常吃饭的老板那儿借到了200元钱。这一行混出来的人，除了特别铁的朋友，大部分和当年认识的人都不再有牵连，因为他们最不想被别人知道的过往你都知道。
我回到上海后的生活没有逆袭，也没有惊喜，一如既往地跌跌撞撞。
这个圈子在别人眼里光鲜无比，不熟悉的朋友认为我做编导一年二三十万是低估，而且以为我过着令人向往的灯红酒绿的生活。但他们不知道，有时候录制节目前开会，能从下午2点开到凌晨5点，也有时候我开会时接到电话挂了，短信对方等下打过去，结果回过去往往就是第二天、第三天了。朋友很不高兴，不相信我连打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
当然，这也与我的不学无术有关。我没有本科文凭，只能在编制外生存，即使后来带的实习生都是研究生，薪资待遇也远不能和编制内的编导相比。
父亲说，如果我没有辞去那个工厂的技术员工作，现在月收入可能快一万五了。因为那个厂子还在，那个职位还在，现在那个岗位上的人雷打不动地每月拿一万多，福利待遇各种稳妥。而我今天撑死也就一月七八千，要在上海买房、买车想都不敢想，做任何决定都畏首畏尾、婆婆妈妈。我知道，自己再也不是青浦当年那个心高气傲的少年了。
有人问我，你这30年，有没有后悔的事情？
我说：“有一件。那一年，我去了横店。”
对方问：“还有吗？”
我说：“还有一件。那一年，我离开了横店。”
城里来的大学生村官
他有点儿腼腆，大家都喊他小陈。
小陈25岁，青岛人。读书时，同学们都很羡慕他，生长在一个有山有水的海滨城市。大学毕业时，一向稳妥的他却做了个令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去外地一个小村庄当大学生村官。
第一个反对的，就是他的女朋友。
女朋友也是青岛人，早就盼望着毕业后同他一起回青岛，像许多甜蜜的小情侣一样，经营自己的小日子，结婚，生子，高兴了还可以一起去看看海，平淡又浪漫。
小陈当然也曾幻想过那样的场景，她是自己的初恋，陪伴自己度过了整个大学时光，两人感情稳定，双方家人满意，只等着他俩回去热热闹闹置办酒席。这种你情我愿、门当户对的初恋可遇不可求，但他偏偏要去当大学生村官。
因此一毕业，他和女朋友的关系就迅速僵化，从前的模范情侣也开始了不断的异地战争。就连母亲也说：“青岛多好，你跑到农村去，适应吗？会当村官吗？当地人说话你还不一定能听懂呢！”
其实小陈也很挣扎，但他到了村子的第一天，心里就没有了任何犹豫。村子很美，很安静，湿地上不时有成群的鸟儿飞起，路上遇到的村民都是笑呵呵的，连不认识的人也笑着和他打招呼。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