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我弹奏着我那正义而响亮的七弦琴”元素的颂歌（3 / 11）
建筑起来的房屋里！
——《颂歌的住宅》
诗人是为谁而写，用什么方式写，为什么要这样写，全都一清二楚地通过这首诗表达出来。这是他以高度的责任感自觉地捍卫的原则。
这颇有点儿“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气概，必然招致形形色色卫道士们的大为不满。他们指手画脚，说长道短。比如，一位乌拉圭评论家对诗人以小鸭子作为题材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类小动物不宜作为诗歌题材。这类批评家企图强制文学家只涉及高雅崇高的题材。聂鲁达毫不含糊地指出：“但是，他们错了。我们要让那些趣味高雅的大师所不齿的事物入诗。”
诗人正是这样，几乎是用所有的“元素”营造了他的“颂歌的住宅”，不管他们是高雅的还是“卑俗”的，是崇高的还是平凡的：它们在宇宙中的合法存在就决定了它们在诗歌中有权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对为艺术而艺术的“高雅论”的挑战。
还有人出来量聂鲁达诗句的长短。他们指责说：“颂歌”中多是短句，一句诗分成几行，每行只有两三个甚至一个字，这是对诗句的肢解。
应该承认，这些人是相当准确地抓住了“颂歌”的显著特点，但由此而产生的批评却是毫无道理、霸气十足的。这里用“无知”是解释不了的，用“偏见比无知距真理更远”解释大概正合适。
诗人的答复是明确的：“另外一些人量了我每一行诗句的长短，断言我把有的诗句肢解得零零碎碎，或者过于拉长了。这种批评毫无意义。谁规定诗句该短些还是长些、该细些还是粗些、该黄些还是红些？写诗的诗人才是对此做决定的人。他按照自己的呼吸与热血、自己的智慧与无知对此做出决定，因为所有这些都要放进诗的面包里去。”
又有人说：“颂歌”对生活中普通事物的“亲近”表现了诗人对政治的“疏远”，这是他“共产主义思想”的“滑坡”。甚至还有人疑虑重重地提出，“颂歌”中表现出的欢快、乐观，是一种策略，其中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政治企图……这已经不是文学批评，而是政治偏见了。可见当时的智利，对“共产主义”的了解是多么浮浅，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诗人的聂鲁达所处的环境又是多么严峻，绝非到处是鲜花和歌声。
聂鲁达很清楚，文艺批评总是带点火药味的，难免存在派别之争。因此，他对自己的作品不时地受到攻击并不很在意。但是，他也绝不放弃不失时机地阐述他的主张的机会，并顺手回敬两枪。他说：“我的诗日益倾向简朴，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对这些批评我不在意。对我的诗歌的反对来自两个相当确定的方面：来自各种各样的反动派和那些书呆子与唯美主义者们，他们几乎总是文学中的落伍者和被生活所否定了的人。”
他认为，他的诗既受到公正的批评，也遭到诽谤中伤，这是很自然的。在这场争论中他没有发言权，却有投票权。“对于有实质内容的批评，我的书，我的全部诗歌就是我投的票。对于充满敌意的诽谤中伤，我也有投票权，这张票也是由我独特的和源源不断的创作构成的。”当《元素颂》遭到一些人的非议时，诗人挑战式地笑着宣告：“我正在写另一本书，它的名字就叫《新元素颂》。”这部诗集果然于1956年问世，他歌颂了铁丝、短袜、胆量、多变的一天……有评论称诗人为“物品主义者”，断言在这第二集中，他的“元素”宝库已被挖尽。但是，出乎他们意料，各种“元素”源源不断地继续被诗人收进“颂歌”，赋予生命。于是，在又一次近于嘲弄式的挑战中，《颂歌第三集》问世。
当然，更多的还是公正的批评，杰出的评论家毕竟还是大有人在。他们以自己的睿智、正直和勇气成为诗人的忠实战友，诗歌的捍卫者。
他们敏锐地指出，3部颂歌体现了诗人创作的重大变化，标志着他诗歌创作的新阶段。这些“颂歌”对世界进行了唯物主义的审视和评价，这种方式从《漫歌集》开始日益明显。但它的存在实际更早，早已分散地表现在诗人的个别诗篇中。“颂歌”所表现的审美情趣，在多年前就初露端倪，而现在，它以新的内容强烈、突出而且集中地表现出来。诗人涉及的每一种“元素”，都不是无垠太空中的无序个体，而是存在于一定空间、时间和运动之中的。它们存在于星球的某一处，参与着人的存在，在人的生活中各得其所。因此这和诗人青年时代的泛神论远不是一回事，它们已不再被奉为神明。
诗人对“元素”的这种审视，不是鸟瞰式的，也不是走马观花。很少有诗人能这么深入地进入它的本质。他不仅仅是“利用”了几乎一切“元素”，更重要的是，在准确地把握它们各自的“本质”的基础上，找到适当的语言来描绘——“装扮”它们，使它们具有生命。由此，宇宙万物，从“原子”到“大海”，从“孤独”到“生活”，从“夜”到“日”，从“面包”到“酒”，在诗中都获得了生命。诗人不但揭示了它们的实用价值，而且揭示了它们的“存在价值”。由此，多少世纪以来在文学中一向被当作配角的众“元素”，第一次成了主角。
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把大自然与资本主义文明对立，着力歌颂过大自然。据说在拜伦拜伦（1788—1824），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之前，欧洲人还不曾歌颂过大海的美。《游记》歌颂大海的威力，以大海象征不可征服的自由力量，谁要妄图征服大海，大海就必将把他摔得粉碎。而普希金在《致大海》一诗中，借对大海的赞美，抒发了对自由的渴望。它的第一句就是：“再见吧，自由的元素！”可见，大自然进入诗歌，作为“元素”被歌颂，并不始自聂鲁达。
但评论家们却坚持认为，在文学史上，吟咏“元素”最精彩的，当属聂鲁达，没有哪一位诗人像他这样，如此大量地普遍地把人们周围的各种事物——“元素”收入诗中，而且以几部专集来吟诵。他的吟唱是抒情的、热情奔放的，但又是非常客观的。诗人严格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给予客观的、质朴的描写。因此，他笔下的众“元素”没有被“主观化”，极少个人色彩。这与19世纪浪漫主义对大自然的强烈主观抒情性的描写大相径庭。诗人施展了他的全部才能，调动了自己所有的感官，进行了创造性的劳动。他的智慧、思绪、感情全部转化为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他从质地、结构、颜色、面积、体积、形态、味道、气味……各个方面挖掘“元素”的本质，谱就了颂歌。在对“元素”内在价值的感受和领会方面，诗人具有一种超人的敏锐。
聂鲁达以新的眼光，从新的角度，观察、认识构成世界的众“元素”，从中探索美与善。他以丰富的艺术想象、朴素的艺术风格，对宇宙万物——“元素”给以精雕细刻，展示出了它们本身所蕴含的诗意和哲理。这就构成了几部元素颂歌的基本特点：通俗的诗句中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因此，要真正读懂它们，并非易事。
元素的颂歌产生于一种内心的呼唤，多年以来，这种愿望就一直萦绕在诗人心中，即使在用最苦涩的语言写诗的日子里他也未能忘怀。1922年，当他18岁时，现代派的矫揉造作使他感到苦恼，他已经感到有必要尝试质朴的表达方式。他在《光明》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有时候他产生这样一种愿望，写诗要简略，不讲究方式，用活跃在街头巷尾现实生活中的普通语言。
1935年10月，他在《绿马》诗刊上发表了著名的《关于不纯粹的诗》一文，主张诗歌“要有生活气息”，“要横扫纯粹诗歌的贫乏的抽象”，表现了对“纯粹诗歌”的大不敬。这是由理念走向客观现实的重要一步，尽管他还没有试图探索事物的“生命”，还没有谈到诗歌的社会公益作用。但是他确实开始感觉到，诗歌是他斗争中不可分离的战友。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没几个月，他写出了《献给阵亡民兵的母亲们》一诗，然后是整个《西班牙在我心中》，实践了他的主张。
20世纪初的诗歌，几乎把史诗完全排除在外，但聂鲁达就写出了拉丁美洲史诗《漫歌集》。在这部诗集中，他就开始写构成世界的一些“元素”。在开篇第一章《大地上的灯》中，他以6小节，分别写了拉丁美洲的：“植物、兽类、鸟儿、河流、矿藏、人类。”他认为，任何物质都不应该被排斥在外。这些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已经被人们遗忘得太久了，应该回过头来重新描写它们，重新发现它们的价值。
1953年，当描写元素的一部分诗歌已在世上流行，巴勃罗·聂鲁达在圣地亚哥召开的美洲文化大会上作了演讲，他承认，质朴地写诗，已经成为他面临的最艰巨的任务。
可见，“元素”在西班牙语诗歌中得到重新评价，获得应有地位，是诗人长期不懈地探索和追求的结果。
“十四块木板搭成的小屋”
当记者问及聂鲁达在大学是学什么专业的，他回答：“建筑学和法语。”建筑学？人们感到奇怪。是的，他学过建筑学。他听过一些课，但后来就没再去听。这真是有点儿遗憾。因为诗人始终对房屋设计建造有种特殊的爱好，他称得上是个天生的建筑师。他的住宅全是按照自己的爱好和趣味建成的。他虽然请了设计师，但房子实际上却总是按他的主意盖。
黑岛的家是诗人的第一处住宅。那年，他从西班牙内战的炮火硝烟中返回智利，寻找一个可以安心写作的地方。他“深感迫切需要写一部比较集中的诗，能把众多的历史事件、不同的地理条件、我们人民的生活和种种斗争结合到一起”。他要在海边找个落脚点，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面对他热爱的大海，不受干扰地专心写作。
在几乎还没有居民的荒凉海岸拉斯加维奥达，他找到一幢面对太平洋的石屋。房主是位饱经风霜的年迈的西班牙海军上校，出于对大海的怀念，他在海边买地盖了房。得知要买房子的是聂鲁达时，这位老海员豪爽地说，和这位诗人，可以不讲价，随便他给多少，“他可是为西班牙做了好事的人！”上校对诗人在西班牙的作为极为赞赏，有这样的买主，他感到荣幸。
黑岛的“家”就像人，像树木，它在不断长大。诗人对它加工改造：加了塔楼，用石块砌成了宽敞的起居室，用从科尔多瓦峡谷里捡回的大卵石砌了一个大壁炉，一扇大落地窗户外就是汹涌澎湃的太平洋，夹杂着咸沙、海藻气味的海风扑面而来，带来海浪的絮语。窗下是一大片五颜六色的野花，阳光慷慨地照耀着。它们一年一新生，青春永驻。起居室入口处，迎面是一块大木牌，上面是诗人亲手写的大字：“远航归来，乐在其中。”诗人爱海胜过一切。马蒂尔德说过，巴勃罗的一生，是不同寻常的航海者的一生！他永远向着欢乐，扬帆远航。与其说诗人属于陆地，不如说他属于海洋。他热爱海，特别是他祖国的大海。一次，是在欧洲，聂鲁达对马蒂尔德说：“真想回去，看看大海。”后者一听就笑起来，因为当时他们正在海边散步。那是在意大利的维亚雷焦。聂鲁达解释说：“这儿算不得大海。你看，它根本不翻腾，不咆哮，而且没有海洋的气味儿。”黑岛的海，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
就在这座木石房子里，坐在壁炉旁，面对大海，聂鲁达在他的诗国里遨游。他这个积习难改的命名者，把那个当时只有3户人家的地方改名为黑岛。那里从此就以这个名字闻名天下。世界各地都有人打听它，人们以各种方式去想象它。诗人黑岛的家，确实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气氛。马蒂尔德说过：“与其说它是现实的，不如说它是想象的产物——一个诗人丰富想象力的产物。这诗人从小坐着父亲开的运碎石的火车走遍四方，这种漫游培养了他如此丰富的想象力。”其实，黑岛并不是岛，也不是黑色的，那儿的房屋以坚实的大陆为根基，周围是长满茂盛绿色海滨植物的黄沙地。
聂鲁达去世后，曾有穿着朴素的农妇坚持要求进诗人黑岛的家，她想“看看巴勃罗在海底的那间透明房子，那间他一边写诗一边看鱼儿游过的房子”。马蒂尔德不想让她失望，告诉她：“巴勃罗活着时，有这间屋子。他去世了，屋子也不存在了。”这农妇很难过，直说自己来晚了，并羡慕地对马蒂尔德说：“你真有福气，和巴勃罗在这样的房子里生活过。”这就是诗歌的魅力。
“拉查斯哥那”，是聂鲁达流亡归来后建的一处别墅，最初那儿是“罗萨里奥”和“船长”的秘密“小巢”。那儿原来是一块长满黑莓的斜坡，它位于圣克里斯托瓦尔山脚，一条清澈的瀑布从山间飞流直下，不时可以听到附近动物园里狮子的怒吼声。他们被这儿的景致迷住了，毅然买下了这块并不适宜建房的地皮。爱情使他们年轻了，办起事来也像年轻人一样浪漫冲动。聂鲁达请来了建筑师，一位朋友。建筑师一看到这块地就大笑起来：“住在这种地方，每天都得爬台阶。”他拿来了图纸：“房子向阳，面对圣地亚哥市区。”诗人把图上的房子转了180度，他不愿意整天看着闹市，他喜欢看山。他把图纸改了又改，改得起居室只剩下一面墙，其他三面都成了落地窗。房子建成后，马蒂尔德向建筑师致谢，她觉得房子很漂亮。这位朋友说：“设计这房子的不是我，是巴勃罗。”的确如此，连屋里的家具都是诗人自己设计的，床的靠背上烙着两个大写字母P和MP。和M。，Pablo（巴勃罗）和Matilde（马蒂尔德）的缩写。。桌上摆着那张迭戈·里维拉画的双头女士像。 ↑返回顶部↑
——《颂歌的住宅》
诗人是为谁而写，用什么方式写，为什么要这样写，全都一清二楚地通过这首诗表达出来。这是他以高度的责任感自觉地捍卫的原则。
这颇有点儿“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气概，必然招致形形色色卫道士们的大为不满。他们指手画脚，说长道短。比如，一位乌拉圭评论家对诗人以小鸭子作为题材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类小动物不宜作为诗歌题材。这类批评家企图强制文学家只涉及高雅崇高的题材。聂鲁达毫不含糊地指出：“但是，他们错了。我们要让那些趣味高雅的大师所不齿的事物入诗。”
诗人正是这样，几乎是用所有的“元素”营造了他的“颂歌的住宅”，不管他们是高雅的还是“卑俗”的，是崇高的还是平凡的：它们在宇宙中的合法存在就决定了它们在诗歌中有权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对为艺术而艺术的“高雅论”的挑战。
还有人出来量聂鲁达诗句的长短。他们指责说：“颂歌”中多是短句，一句诗分成几行，每行只有两三个甚至一个字，这是对诗句的肢解。
应该承认，这些人是相当准确地抓住了“颂歌”的显著特点，但由此而产生的批评却是毫无道理、霸气十足的。这里用“无知”是解释不了的，用“偏见比无知距真理更远”解释大概正合适。
诗人的答复是明确的：“另外一些人量了我每一行诗句的长短，断言我把有的诗句肢解得零零碎碎，或者过于拉长了。这种批评毫无意义。谁规定诗句该短些还是长些、该细些还是粗些、该黄些还是红些？写诗的诗人才是对此做决定的人。他按照自己的呼吸与热血、自己的智慧与无知对此做出决定，因为所有这些都要放进诗的面包里去。”
又有人说：“颂歌”对生活中普通事物的“亲近”表现了诗人对政治的“疏远”，这是他“共产主义思想”的“滑坡”。甚至还有人疑虑重重地提出，“颂歌”中表现出的欢快、乐观，是一种策略，其中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政治企图……这已经不是文学批评，而是政治偏见了。可见当时的智利，对“共产主义”的了解是多么浮浅，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诗人的聂鲁达所处的环境又是多么严峻，绝非到处是鲜花和歌声。
聂鲁达很清楚，文艺批评总是带点火药味的，难免存在派别之争。因此，他对自己的作品不时地受到攻击并不很在意。但是，他也绝不放弃不失时机地阐述他的主张的机会，并顺手回敬两枪。他说：“我的诗日益倾向简朴，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对这些批评我不在意。对我的诗歌的反对来自两个相当确定的方面：来自各种各样的反动派和那些书呆子与唯美主义者们，他们几乎总是文学中的落伍者和被生活所否定了的人。”
他认为，他的诗既受到公正的批评，也遭到诽谤中伤，这是很自然的。在这场争论中他没有发言权，却有投票权。“对于有实质内容的批评，我的书，我的全部诗歌就是我投的票。对于充满敌意的诽谤中伤，我也有投票权，这张票也是由我独特的和源源不断的创作构成的。”当《元素颂》遭到一些人的非议时，诗人挑战式地笑着宣告：“我正在写另一本书，它的名字就叫《新元素颂》。”这部诗集果然于1956年问世，他歌颂了铁丝、短袜、胆量、多变的一天……有评论称诗人为“物品主义者”，断言在这第二集中，他的“元素”宝库已被挖尽。但是，出乎他们意料，各种“元素”源源不断地继续被诗人收进“颂歌”，赋予生命。于是，在又一次近于嘲弄式的挑战中，《颂歌第三集》问世。
当然，更多的还是公正的批评，杰出的评论家毕竟还是大有人在。他们以自己的睿智、正直和勇气成为诗人的忠实战友，诗歌的捍卫者。
他们敏锐地指出，3部颂歌体现了诗人创作的重大变化，标志着他诗歌创作的新阶段。这些“颂歌”对世界进行了唯物主义的审视和评价，这种方式从《漫歌集》开始日益明显。但它的存在实际更早，早已分散地表现在诗人的个别诗篇中。“颂歌”所表现的审美情趣，在多年前就初露端倪，而现在，它以新的内容强烈、突出而且集中地表现出来。诗人涉及的每一种“元素”，都不是无垠太空中的无序个体，而是存在于一定空间、时间和运动之中的。它们存在于星球的某一处，参与着人的存在，在人的生活中各得其所。因此这和诗人青年时代的泛神论远不是一回事，它们已不再被奉为神明。
诗人对“元素”的这种审视，不是鸟瞰式的，也不是走马观花。很少有诗人能这么深入地进入它的本质。他不仅仅是“利用”了几乎一切“元素”，更重要的是，在准确地把握它们各自的“本质”的基础上，找到适当的语言来描绘——“装扮”它们，使它们具有生命。由此，宇宙万物，从“原子”到“大海”，从“孤独”到“生活”，从“夜”到“日”，从“面包”到“酒”，在诗中都获得了生命。诗人不但揭示了它们的实用价值，而且揭示了它们的“存在价值”。由此，多少世纪以来在文学中一向被当作配角的众“元素”，第一次成了主角。
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把大自然与资本主义文明对立，着力歌颂过大自然。据说在拜伦拜伦（1788—1824），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之前，欧洲人还不曾歌颂过大海的美。《游记》歌颂大海的威力，以大海象征不可征服的自由力量，谁要妄图征服大海，大海就必将把他摔得粉碎。而普希金在《致大海》一诗中，借对大海的赞美，抒发了对自由的渴望。它的第一句就是：“再见吧，自由的元素！”可见，大自然进入诗歌，作为“元素”被歌颂，并不始自聂鲁达。
但评论家们却坚持认为，在文学史上，吟咏“元素”最精彩的，当属聂鲁达，没有哪一位诗人像他这样，如此大量地普遍地把人们周围的各种事物——“元素”收入诗中，而且以几部专集来吟诵。他的吟唱是抒情的、热情奔放的，但又是非常客观的。诗人严格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给予客观的、质朴的描写。因此，他笔下的众“元素”没有被“主观化”，极少个人色彩。这与19世纪浪漫主义对大自然的强烈主观抒情性的描写大相径庭。诗人施展了他的全部才能，调动了自己所有的感官，进行了创造性的劳动。他的智慧、思绪、感情全部转化为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他从质地、结构、颜色、面积、体积、形态、味道、气味……各个方面挖掘“元素”的本质，谱就了颂歌。在对“元素”内在价值的感受和领会方面，诗人具有一种超人的敏锐。
聂鲁达以新的眼光，从新的角度，观察、认识构成世界的众“元素”，从中探索美与善。他以丰富的艺术想象、朴素的艺术风格，对宇宙万物——“元素”给以精雕细刻，展示出了它们本身所蕴含的诗意和哲理。这就构成了几部元素颂歌的基本特点：通俗的诗句中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因此，要真正读懂它们，并非易事。
元素的颂歌产生于一种内心的呼唤，多年以来，这种愿望就一直萦绕在诗人心中，即使在用最苦涩的语言写诗的日子里他也未能忘怀。1922年，当他18岁时，现代派的矫揉造作使他感到苦恼，他已经感到有必要尝试质朴的表达方式。他在《光明》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有时候他产生这样一种愿望，写诗要简略，不讲究方式，用活跃在街头巷尾现实生活中的普通语言。
1935年10月，他在《绿马》诗刊上发表了著名的《关于不纯粹的诗》一文，主张诗歌“要有生活气息”，“要横扫纯粹诗歌的贫乏的抽象”，表现了对“纯粹诗歌”的大不敬。这是由理念走向客观现实的重要一步，尽管他还没有试图探索事物的“生命”，还没有谈到诗歌的社会公益作用。但是他确实开始感觉到，诗歌是他斗争中不可分离的战友。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没几个月，他写出了《献给阵亡民兵的母亲们》一诗，然后是整个《西班牙在我心中》，实践了他的主张。
20世纪初的诗歌，几乎把史诗完全排除在外，但聂鲁达就写出了拉丁美洲史诗《漫歌集》。在这部诗集中，他就开始写构成世界的一些“元素”。在开篇第一章《大地上的灯》中，他以6小节，分别写了拉丁美洲的：“植物、兽类、鸟儿、河流、矿藏、人类。”他认为，任何物质都不应该被排斥在外。这些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已经被人们遗忘得太久了，应该回过头来重新描写它们，重新发现它们的价值。
1953年，当描写元素的一部分诗歌已在世上流行，巴勃罗·聂鲁达在圣地亚哥召开的美洲文化大会上作了演讲，他承认，质朴地写诗，已经成为他面临的最艰巨的任务。
可见，“元素”在西班牙语诗歌中得到重新评价，获得应有地位，是诗人长期不懈地探索和追求的结果。
“十四块木板搭成的小屋”
当记者问及聂鲁达在大学是学什么专业的，他回答：“建筑学和法语。”建筑学？人们感到奇怪。是的，他学过建筑学。他听过一些课，但后来就没再去听。这真是有点儿遗憾。因为诗人始终对房屋设计建造有种特殊的爱好，他称得上是个天生的建筑师。他的住宅全是按照自己的爱好和趣味建成的。他虽然请了设计师，但房子实际上却总是按他的主意盖。
黑岛的家是诗人的第一处住宅。那年，他从西班牙内战的炮火硝烟中返回智利，寻找一个可以安心写作的地方。他“深感迫切需要写一部比较集中的诗，能把众多的历史事件、不同的地理条件、我们人民的生活和种种斗争结合到一起”。他要在海边找个落脚点，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面对他热爱的大海，不受干扰地专心写作。
在几乎还没有居民的荒凉海岸拉斯加维奥达，他找到一幢面对太平洋的石屋。房主是位饱经风霜的年迈的西班牙海军上校，出于对大海的怀念，他在海边买地盖了房。得知要买房子的是聂鲁达时，这位老海员豪爽地说，和这位诗人，可以不讲价，随便他给多少，“他可是为西班牙做了好事的人！”上校对诗人在西班牙的作为极为赞赏，有这样的买主，他感到荣幸。
黑岛的“家”就像人，像树木，它在不断长大。诗人对它加工改造：加了塔楼，用石块砌成了宽敞的起居室，用从科尔多瓦峡谷里捡回的大卵石砌了一个大壁炉，一扇大落地窗户外就是汹涌澎湃的太平洋，夹杂着咸沙、海藻气味的海风扑面而来，带来海浪的絮语。窗下是一大片五颜六色的野花，阳光慷慨地照耀着。它们一年一新生，青春永驻。起居室入口处，迎面是一块大木牌，上面是诗人亲手写的大字：“远航归来，乐在其中。”诗人爱海胜过一切。马蒂尔德说过，巴勃罗的一生，是不同寻常的航海者的一生！他永远向着欢乐，扬帆远航。与其说诗人属于陆地，不如说他属于海洋。他热爱海，特别是他祖国的大海。一次，是在欧洲，聂鲁达对马蒂尔德说：“真想回去，看看大海。”后者一听就笑起来，因为当时他们正在海边散步。那是在意大利的维亚雷焦。聂鲁达解释说：“这儿算不得大海。你看，它根本不翻腾，不咆哮，而且没有海洋的气味儿。”黑岛的海，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
就在这座木石房子里，坐在壁炉旁，面对大海，聂鲁达在他的诗国里遨游。他这个积习难改的命名者，把那个当时只有3户人家的地方改名为黑岛。那里从此就以这个名字闻名天下。世界各地都有人打听它，人们以各种方式去想象它。诗人黑岛的家，确实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气氛。马蒂尔德说过：“与其说它是现实的，不如说它是想象的产物——一个诗人丰富想象力的产物。这诗人从小坐着父亲开的运碎石的火车走遍四方，这种漫游培养了他如此丰富的想象力。”其实，黑岛并不是岛，也不是黑色的，那儿的房屋以坚实的大陆为根基，周围是长满茂盛绿色海滨植物的黄沙地。
聂鲁达去世后，曾有穿着朴素的农妇坚持要求进诗人黑岛的家，她想“看看巴勃罗在海底的那间透明房子，那间他一边写诗一边看鱼儿游过的房子”。马蒂尔德不想让她失望，告诉她：“巴勃罗活着时，有这间屋子。他去世了，屋子也不存在了。”这农妇很难过，直说自己来晚了，并羡慕地对马蒂尔德说：“你真有福气，和巴勃罗在这样的房子里生活过。”这就是诗歌的魅力。
“拉查斯哥那”，是聂鲁达流亡归来后建的一处别墅，最初那儿是“罗萨里奥”和“船长”的秘密“小巢”。那儿原来是一块长满黑莓的斜坡，它位于圣克里斯托瓦尔山脚，一条清澈的瀑布从山间飞流直下，不时可以听到附近动物园里狮子的怒吼声。他们被这儿的景致迷住了，毅然买下了这块并不适宜建房的地皮。爱情使他们年轻了，办起事来也像年轻人一样浪漫冲动。聂鲁达请来了建筑师，一位朋友。建筑师一看到这块地就大笑起来：“住在这种地方，每天都得爬台阶。”他拿来了图纸：“房子向阳，面对圣地亚哥市区。”诗人把图上的房子转了180度，他不愿意整天看着闹市，他喜欢看山。他把图纸改了又改，改得起居室只剩下一面墙，其他三面都成了落地窗。房子建成后，马蒂尔德向建筑师致谢，她觉得房子很漂亮。这位朋友说：“设计这房子的不是我，是巴勃罗。”的确如此，连屋里的家具都是诗人自己设计的，床的靠背上烙着两个大写字母P和MP。和M。，Pablo（巴勃罗）和Matilde（马蒂尔德）的缩写。。桌上摆着那张迭戈·里维拉画的双头女士像。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