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远航归来返航（3 / 3）
当时的智利大学校长胡安·戈梅斯·米利亚斯对诗人的意图极为赞赏。该大学决定提供资金建立聂鲁达基金会，以推动诗歌发展，并由此提出了一整套设想，包括在校内成立智利和外国古今诗歌学习研究中心，大力收集各种诗作的初版本、原稿、诗人传记、肖像等，以扩大聂鲁达捐赠书的藏书量。
不久，在洛斯金多斯举行了“聂鲁达诗歌研究基金会”成立仪式，诗人正式把藏书捐赠给智利大学。校长宣读了美好的致辞，特别提及他由此深切体会到诗人和人民的紧密联系。聂鲁达在演说中对这种承认感到高兴，归根结底，这是诗人的职责。诗人不能像扔出去的石头，一去不回头。他有神圣的责任：出航然后返航。聂鲁达就是这些肩负使命的诗人中的一个。他出发走遍世界，去收集各国的书籍，各大洋的海螺，然后，把这些宝物带回来，捐赠给大学。他谨以此薄礼回报人民给予他的一切。这些书籍不仅负载着写成它们的作家的生命，而且也负载着他们的死亡。比如这本《吉卜赛谣曲》就是作者本人，一位被杀害的诗人的赠礼。他就是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聂鲁达永远难忘的兄弟！
诗人回忆起他的青年时代，生活使他懂得了许多从前不懂的东西。他从生活中学到的要远比从理论书中学到的多。他捐赠的书大部分是关于生活和对美的追求的。他把它们献给新的一代，让这些书籍完成它们传播真理迎接光明的使命。对于聂鲁达，五十寿辰的庆祝活动就从捐赠藏书开始。他把一笔精神财富献给了祖国，使它们成为国家公有财产。
谁也想不到，聂鲁达的这一慷慨高尚之举却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一个官方评论家竟然写文章抗议，说这是国际共产主义在智利的挑衅，大声疾呼要“遏止”。还有人在国会指责智利大学接受馈赠，威胁要停发该校的津贴。这股寒流给诗人的捐赠带来了厄运。
后来，诗人不止一次苦涩地回忆起这件事情。当年，为了更好地保存这批藏书和收集品并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他决定捐赠，把它们赠给了智利最好的大学。它们被当成宝物接受了，一位校长还发表了动听的讲话。诗人感到自己完成了任务——使藏书成为国家财产，成为全民的精神财富。但是，多少年过去了，没人再见过这些宝物。无论是书还是海螺，都不见踪影，好像是返回了书店，游回了大海。聂鲁达不由得想道：这捐赠是不是选错了学校，选错了国家？
1954年7月12日，下午6点，聂鲁达五十寿辰庆祝会在智利大学奥诺尔厅准时开始。演员罗伯托·帕拉达以洪亮、悦耳的声音宣布庆祝活动日程，就像黄金时代剧场上的报幕人宣告开幕。聂鲁达发表了演说。他的讲述明澈而透辟，它由诗人生活的精髓所滋养，以不可抗拒的魅力征服了听众。
他讲到许多年前，他由安第斯山南端，横渡茫茫的朗科湖走向内地。在那儿，他觉得自己找到了祖国的发祥地，找到了既受大自然攻击又得到大自然护卫的诗歌的天生摇篮。那天空、空气、高耸的柏树树冠，似乎都纹丝不动。它们在期待着什么，也许是风。它将摇撼原始密林，整个世界颤抖起来。于是，新的生命诞生。
确实，诗人目睹了河流的诞生。最初涌出的是悄然无声的涓涓细流，它在横卧于地的粗大树干和巨石之间寻觅出路。千百年来飘落的枯叶堵住了它的源头，它必须奋力冲开阻塞，才能浸润着土地向前流成一条河。
诗人想到，诗歌也是这样产生的。它的源头隐蔽而神秘，荒僻而芬芳馥郁，它像奔腾的河流拥着不断汇入的小溪在崇山峻岭中寻觅道路。不仅如此，它还“浇灌田野，向饥饿者提供粮食。它在谷穗里寻路前进。赶路的人靠它解渴；当人们战斗或休息的时候，它就来歌唱。”它歌唱是为了把人们集合起来。诗歌有益于全人类。
在佛罗伦萨，诗人曾应邀去工厂，为工人朗诵自己的诗。他感到难为情：一个来自乡曲蛮荒大陆的诗人在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念诗！接着，工人们送给他一本1500年版的彼特拉克诗集。彼特拉克的诗在佛罗伦萨已经流传了几个世纪。这位高雅诗人的作品已经为劳动者所拥有。
庆祝一个诗人的五十寿辰就是庆祝诗歌诞生5000年。从本质上说，诗歌是人类的胜利。它使人类得以沟通，由此我们认识到美洲是一个整体。卢文·达里奥由热带来到冬季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来重建西班牙语的诗歌。前一夜，诗人得到一件珍品：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死的十四行诗》手稿，通篇是修改的字迹，是她40年前用铅笔写的。诗人认为，“这些十四行诗达到了永恒雪山的高度，而且具有克维多那样的潜在震撼力。”诗人怀念他们，“是他们使真正的诗歌永远常青”。
聂鲁达承认自己欠着所有诗歌庇护者的债。大自然，山河，湖泊都是债权人。但是，最可敬的老师是时间。在他满50岁时，他忘不了最初的艰难，那美丽而忧伤的冷雨，贫穷，孤苦，寂寞，失望。这苦难是他的，也是他的人民的。他感到自己对人民负着债，“我欠了不知多少债，我希望能用我的歌来偿还”。他承认，对于爱情，他始终是负债者。爱情完全地占据着他的诗篇。如果他最初歌唱的是男人对女人的爱，现在，他还要歌唱对整个人类的爱。这两者，构成一个完整的爱。
在走过半个世纪的今天，他祝愿祖国以更快的步伐前进。他希望自己的诗歌一如既往，带给智利和各国人民以“爱，和平，尊严和欢乐”。
来自世界各国的作家们静静地听着聂鲁达坦诚的倾诉，那是诗人对人民发下的誓言。
庆祝活动丰富多彩，召开盛大集会，举办系列讲座和书展，数百贵宾参加宴会。宴会上，人们举杯祝福，表达了对聂鲁达的深情厚谊和衷心祝愿，也表达了他们像聂鲁达一样，肩负诗人的天职——保卫人民的共同信念。
这是世界文化名人欢聚一堂的盛会，贵宾们来自世界各地：中国的艾青和萧三；苏联的爱伦堡；捷克斯洛伐克作协主席、作家扬·德尔达扬·德尔达（1915—1970），捷克作家、记者。和西班牙语言文化学者库特瓦列克；保加利亚小说家迪莫夫迪莫夫（1909—1966），保加利亚作家。；法国著名演员让-路易·巴劳尔让-路易·巴劳尔（1910—？），法国享有国际声誉的演员、导演。演过许多名剧，也演过电影。曾获法国“荣誉军团骑士”称号。……还有众多来自美洲各国的朋友，仅阿根廷一个国家就来了20位，有奥利韦里奥·希龙多奥利维里奥·希龙多（1891—1967），阿根廷极端派诗人，对先锋派艺术的表现形式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探索。、诺拉·兰赫诺拉·兰赫（1906—1972），阿根廷极端派诗人、小说家。、玛丽亚·罗莎·奥列弗等。另外还有巴拉圭的埃尔维奥·罗梅罗埃尔维奥·罗梅罗（1927—），巴拉圭诗人。，危地马拉的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
聂鲁达在与朋友们的欢聚中感到一种莫名的惆怅：他的老朋友拉斐尔·阿尔维蒂没能来。这位西班牙流亡者由于没有证件，不得不长年滞留在阿根廷，不能“越雷池一步”，过着形同幽禁的生活。
星期天，在考波利坎剧院举行了文艺演出，展示了智利文化的精华。有著名歌唱家的演唱，印第安舞蹈、音乐，来自山村的奇诺人为聂鲁达献上了即兴创作的诗篇。就在这儿，诗人的第一首元素的颂歌《风颂》首次公布于众，由罗伯托·帕拉达和玛丽亚·马卢恩达共同朗诵。
当然，在庆祝聂鲁达五十寿辰的日子里，并不是举世同乐，心怀叵测者不甘寂寞。捷克和保加利亚作家受到了智利当局的“特别关照”，他们的行李箱被警察翻了个底朝天，据说是要找藏着邪恶的共产党文学作品的“秘密夹层”。庆祝大会本来预定在圣地亚哥市剧场举行，但当局以可能会引起骚乱为由硬给改在智利大学。他们制造种种障碍，竭力缩小这次活动的影响。有人宣称，祝寿活动是共产党组织的宣传攻势。《信使报》则登文指责聂鲁达是写俗诗的，他写的诗连那些“一无所知者”都懂。
聂鲁达的五十岁寿辰就是这样在朋友的祝贺中和在敌人的攻击中度过的。 ↑返回顶部↑
不久，在洛斯金多斯举行了“聂鲁达诗歌研究基金会”成立仪式，诗人正式把藏书捐赠给智利大学。校长宣读了美好的致辞，特别提及他由此深切体会到诗人和人民的紧密联系。聂鲁达在演说中对这种承认感到高兴，归根结底，这是诗人的职责。诗人不能像扔出去的石头，一去不回头。他有神圣的责任：出航然后返航。聂鲁达就是这些肩负使命的诗人中的一个。他出发走遍世界，去收集各国的书籍，各大洋的海螺，然后，把这些宝物带回来，捐赠给大学。他谨以此薄礼回报人民给予他的一切。这些书籍不仅负载着写成它们的作家的生命，而且也负载着他们的死亡。比如这本《吉卜赛谣曲》就是作者本人，一位被杀害的诗人的赠礼。他就是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聂鲁达永远难忘的兄弟！
诗人回忆起他的青年时代，生活使他懂得了许多从前不懂的东西。他从生活中学到的要远比从理论书中学到的多。他捐赠的书大部分是关于生活和对美的追求的。他把它们献给新的一代，让这些书籍完成它们传播真理迎接光明的使命。对于聂鲁达，五十寿辰的庆祝活动就从捐赠藏书开始。他把一笔精神财富献给了祖国，使它们成为国家公有财产。
谁也想不到，聂鲁达的这一慷慨高尚之举却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一个官方评论家竟然写文章抗议，说这是国际共产主义在智利的挑衅，大声疾呼要“遏止”。还有人在国会指责智利大学接受馈赠，威胁要停发该校的津贴。这股寒流给诗人的捐赠带来了厄运。
后来，诗人不止一次苦涩地回忆起这件事情。当年，为了更好地保存这批藏书和收集品并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他决定捐赠，把它们赠给了智利最好的大学。它们被当成宝物接受了，一位校长还发表了动听的讲话。诗人感到自己完成了任务——使藏书成为国家财产，成为全民的精神财富。但是，多少年过去了，没人再见过这些宝物。无论是书还是海螺，都不见踪影，好像是返回了书店，游回了大海。聂鲁达不由得想道：这捐赠是不是选错了学校，选错了国家？
1954年7月12日，下午6点，聂鲁达五十寿辰庆祝会在智利大学奥诺尔厅准时开始。演员罗伯托·帕拉达以洪亮、悦耳的声音宣布庆祝活动日程，就像黄金时代剧场上的报幕人宣告开幕。聂鲁达发表了演说。他的讲述明澈而透辟，它由诗人生活的精髓所滋养，以不可抗拒的魅力征服了听众。
他讲到许多年前，他由安第斯山南端，横渡茫茫的朗科湖走向内地。在那儿，他觉得自己找到了祖国的发祥地，找到了既受大自然攻击又得到大自然护卫的诗歌的天生摇篮。那天空、空气、高耸的柏树树冠，似乎都纹丝不动。它们在期待着什么，也许是风。它将摇撼原始密林，整个世界颤抖起来。于是，新的生命诞生。
确实，诗人目睹了河流的诞生。最初涌出的是悄然无声的涓涓细流，它在横卧于地的粗大树干和巨石之间寻觅出路。千百年来飘落的枯叶堵住了它的源头，它必须奋力冲开阻塞，才能浸润着土地向前流成一条河。
诗人想到，诗歌也是这样产生的。它的源头隐蔽而神秘，荒僻而芬芳馥郁，它像奔腾的河流拥着不断汇入的小溪在崇山峻岭中寻觅道路。不仅如此，它还“浇灌田野，向饥饿者提供粮食。它在谷穗里寻路前进。赶路的人靠它解渴；当人们战斗或休息的时候，它就来歌唱。”它歌唱是为了把人们集合起来。诗歌有益于全人类。
在佛罗伦萨，诗人曾应邀去工厂，为工人朗诵自己的诗。他感到难为情：一个来自乡曲蛮荒大陆的诗人在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念诗！接着，工人们送给他一本1500年版的彼特拉克诗集。彼特拉克的诗在佛罗伦萨已经流传了几个世纪。这位高雅诗人的作品已经为劳动者所拥有。
庆祝一个诗人的五十寿辰就是庆祝诗歌诞生5000年。从本质上说，诗歌是人类的胜利。它使人类得以沟通，由此我们认识到美洲是一个整体。卢文·达里奥由热带来到冬季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来重建西班牙语的诗歌。前一夜，诗人得到一件珍品：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死的十四行诗》手稿，通篇是修改的字迹，是她40年前用铅笔写的。诗人认为，“这些十四行诗达到了永恒雪山的高度，而且具有克维多那样的潜在震撼力。”诗人怀念他们，“是他们使真正的诗歌永远常青”。
聂鲁达承认自己欠着所有诗歌庇护者的债。大自然，山河，湖泊都是债权人。但是，最可敬的老师是时间。在他满50岁时，他忘不了最初的艰难，那美丽而忧伤的冷雨，贫穷，孤苦，寂寞，失望。这苦难是他的，也是他的人民的。他感到自己对人民负着债，“我欠了不知多少债，我希望能用我的歌来偿还”。他承认，对于爱情，他始终是负债者。爱情完全地占据着他的诗篇。如果他最初歌唱的是男人对女人的爱，现在，他还要歌唱对整个人类的爱。这两者，构成一个完整的爱。
在走过半个世纪的今天，他祝愿祖国以更快的步伐前进。他希望自己的诗歌一如既往，带给智利和各国人民以“爱，和平，尊严和欢乐”。
来自世界各国的作家们静静地听着聂鲁达坦诚的倾诉，那是诗人对人民发下的誓言。
庆祝活动丰富多彩，召开盛大集会，举办系列讲座和书展，数百贵宾参加宴会。宴会上，人们举杯祝福，表达了对聂鲁达的深情厚谊和衷心祝愿，也表达了他们像聂鲁达一样，肩负诗人的天职——保卫人民的共同信念。
这是世界文化名人欢聚一堂的盛会，贵宾们来自世界各地：中国的艾青和萧三；苏联的爱伦堡；捷克斯洛伐克作协主席、作家扬·德尔达扬·德尔达（1915—1970），捷克作家、记者。和西班牙语言文化学者库特瓦列克；保加利亚小说家迪莫夫迪莫夫（1909—1966），保加利亚作家。；法国著名演员让-路易·巴劳尔让-路易·巴劳尔（1910—？），法国享有国际声誉的演员、导演。演过许多名剧，也演过电影。曾获法国“荣誉军团骑士”称号。……还有众多来自美洲各国的朋友，仅阿根廷一个国家就来了20位，有奥利韦里奥·希龙多奥利维里奥·希龙多（1891—1967），阿根廷极端派诗人，对先锋派艺术的表现形式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探索。、诺拉·兰赫诺拉·兰赫（1906—1972），阿根廷极端派诗人、小说家。、玛丽亚·罗莎·奥列弗等。另外还有巴拉圭的埃尔维奥·罗梅罗埃尔维奥·罗梅罗（1927—），巴拉圭诗人。，危地马拉的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
聂鲁达在与朋友们的欢聚中感到一种莫名的惆怅：他的老朋友拉斐尔·阿尔维蒂没能来。这位西班牙流亡者由于没有证件，不得不长年滞留在阿根廷，不能“越雷池一步”，过着形同幽禁的生活。
星期天，在考波利坎剧院举行了文艺演出，展示了智利文化的精华。有著名歌唱家的演唱，印第安舞蹈、音乐，来自山村的奇诺人为聂鲁达献上了即兴创作的诗篇。就在这儿，诗人的第一首元素的颂歌《风颂》首次公布于众，由罗伯托·帕拉达和玛丽亚·马卢恩达共同朗诵。
当然，在庆祝聂鲁达五十寿辰的日子里，并不是举世同乐，心怀叵测者不甘寂寞。捷克和保加利亚作家受到了智利当局的“特别关照”，他们的行李箱被警察翻了个底朝天，据说是要找藏着邪恶的共产党文学作品的“秘密夹层”。庆祝大会本来预定在圣地亚哥市剧场举行，但当局以可能会引起骚乱为由硬给改在智利大学。他们制造种种障碍，竭力缩小这次活动的影响。有人宣称，祝寿活动是共产党组织的宣传攻势。《信使报》则登文指责聂鲁达是写俗诗的，他写的诗连那些“一无所知者”都懂。
聂鲁达的五十岁寿辰就是这样在朋友的祝贺中和在敌人的攻击中度过的。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