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章（2 / 5）
赵维藩被他问得一时语塞，正在搜肠刮肚地想如何应对，刑部郎中余懋衡站了出来。
他朝御座一揖之后慢条斯理地开了口：“倪侍郎所言确有道理，举子平日所习确非仅限于四书五经，然科举之所以为科举，其根本在于以经义取士，以策论为辅。经义者，圣人之教也，策论者，治事之才也，二者本末不可倒置。若如姚给事中所言，去岁顺天乡试经义仅出三题而实务策问竟出了五题，此消彼长之下，经义之比重便从七成降至了不到四成。长此以往，天下举子势必重实务而轻经义，数十年后朝堂之上尽是能吏而无醇儒，此乃礼法之大患也。”
他这话说得颇为恳切，与姚应昌赵维藩那番夹枪带棒的腔调不同，更像是一个老臣发自内心的忧虑。
殿中不少年纪稍长的官员都露出了深以为然的神色，连方从哲都不自觉地微微颔首。
兵部右侍郎马嘉植大步出列，语气不卑不亢道：“经义之设，本是为了让士子通晓圣人之道，进而以圣人之道治理天下。圣人当年周游列国，所论者皆是治国安邦之实务，何曾教人脱离实际空谈义理？去岁乡试增加实务策论，正是让士子将经义所学落到实处，而非皓首穷经死读书本，臣不明白，这样的改法究竟有何不妥？”
赵维藩冷笑一声，毫不退让：“马侍郎此言差矣！策论固然重要，但经义乃是根基，根基不牢，策论便是空中楼阁。如今经义题减少，实务题增加，士子们自然会将精力投向实务，长此以往圣人之学还有谁会认真研读？更何况策论题中那些关税、水利之类的内容，士子们平日里根本接触不到，只能临时从报纸上扒些数字来凑数，这样写出来的策论又有多少真知灼见？”
朱笑笑一直默不作声地听着，直到此刻方才从御座上缓缓坐直了身子，目光在殿中扫了一圈，最后落在方从哲身上：“方阁老，你意下如何？”
方从哲出列几步，躬身道：“陛下，老臣以为，余郎中与姚给事中所虑虽不无道理，却也不必过于拘泥。洪武初年只考经义不考策论，永乐年间增入策论一道，嘉靖年间又增入时务策一道，可见祖宗成法亦非一成不变。眼下海内承平，新政颁行，朝廷亟需通晓实务之才，科举增入实务策问原是与时偕行之举。只是余郎中说得也有理，经义乃立身之本，不可偏废，老臣以为，不妨在经义与实务之间定一比例，既不至让举子弃经义如敝屣，又能选拔出真正通晓钱粮刑名水利边防的实干之才。”
他这番话不偏不倚，还顺带帮皇帝把基调定了下来，这端水的本事确实已臻化境。
姚应昌却不肯就此罢休，提高了声调：“方阁老之言固然中允，科举试题自当由礼部会同翰林院共同拟定，去岁乡试会试之题究竟出自何人之手？为何未经廷议便擅自变更出题成规？此举是某一位大臣独断专行，还是有人在背后授意？”
气氛陡变。他没有点名，但人人都听得出他指的是谁，皇后主持科举已是众所周知之事，他配合赵维藩一唱一和，摆明了是要在今日朝会上借科举之事向皇后发难。
陈子壮面色一沉，踏前一步便要开口，却被身旁的倪元璐拉住了袖子，倪元璐朝他微微摇了摇头，示意他先不要急。
礼部郎中程文辉果然迫不及待地站了出来，满脸义愤之色：“姚给事中所言极是！科举出题乃国之大政，岂容一人专断？臣听闻去岁乡试的题目是皇后娘娘亲自审定的，娘娘监国理政固然有功，但科举一事关乎圣学传承，关乎天下士子的治学方向，臣以为此事应当由陛下与内阁诸臣共议，不宜独断。”
这话便是直截了当地将矛头对准了皇后，殿前顿时响起一阵嗡嗡声，后党官员个个面露愠色，而那些对皇后坐朝理政早有不满的人则暗自交换着心照不宣的眼神。
皇帝年岁渐长，没准哪天就不想让人分走权柄乾纲独断了呢？
朱笑笑没有立即开口，程文辉见皇帝不说话，胆子便又大了几分，继续道：“陛下，臣不敢质疑皇后之才，皇后理政期间政绩斐然天下有目共睹。然科举之事关乎社稷根本，非同小可，臣请陛下明发上谕，此后科举出题之权专属礼部与翰林院，除了陛下，任何人不得独断。”
他话音刚落，赵维藩立马跟上：“臣附议，科举乃天下公器，不可为一人之好恶所左右。”
姚应昌也跟着道：“臣亦附议。”
那些平素便对皇后坐朝不满的保守派官员见有人挑头，也纷纷蠢蠢欲动起来，队列中便有四五个人挪动了脚步。
他们到底不敢直接弹劾皇后，此番绕了个圈子从科举题目入手，表面上是在讨论教育方针，实际上却能借题发挥，给皇后一个下马威。
就在此时，大理寺少卿杨涟忽然从班中走了出来。
他走到丹陛下站定，先朝御座行了一礼，这才看向姚应昌等人，“余郎中所言并非全无道理，经义确实是科举的根基，圣人之学不可偏废，这一点臣完全认同，但程郎中方才那句独断之说，臣却不敢苟同。去岁乡试题目的变更乃是内阁与礼部共同商议的结果，何来独断之说？皇后娘娘监国期间，一切政务皆与内阁诸臣会同办理，从未有过独断专行之举，程郎中若对此有异议，大可以拿出证据来，否则便是无端揣测。”
他把矛头精准地指向了程文辉话里最不妥当的那一句，分寸拿捏得极好，程文辉被他这番不软不硬的回敬噎了一下，想要反驳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这时工科给事中钱允元站了出来，他清了清嗓子，显然是早就憋了一肚子话，“科举取士，取的是通晓圣人之道的贤才，不是取会计账房！如今的考题里算什么关税，修什么水渠，这些东西自有户部工部的吏员去操心，何须举子们来操心？举子们只需通晓经义、明辨是非、懂得治国的大道理便够了，具体的事务自然有专门的人去做。如今把实务题塞进科举里，无异于让读书人去学匠人的活计，这是对圣人之学的贬低，也是对读书人的轻慢！”
他越说越激动，“更可虑者，这些实务题的标准答案从何而来？关税的算法不尽相同，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这些题目根本没有标准答案，考生们只能揣摩出题者的意图来作答，而朝廷中谁最了解这些实务？自然是主持新政的那些人！臣不敢说这其中有什么私心，但长此以往，科举便不再是公平取士的场所，而变成了迎合朝廷风向的工具。士子们为了中举，便不得不去揣摩新政推行者的心思，不得不去研究那些与圣人之学毫无干系的实务数据，这难道不是将科举引向了歧途吗？”
这番话虽然尖刻，却颇有几分逻辑，连几个原本支持的年轻御史也不由自主地陷入了沉思。
科举的公平性一直是士林最敏感的话题，钱允元抓住了这一点，把题目变更与公平性挂上了钩，确实戳到了不少人的心坎上。
杨涟不慌不忙道：“钱给事中所虑之事恰恰是科举改革的目的所在，而非改革之弊病。科举自唐宋以来，经义的比重一直在变化，唐时进士科重诗赋，宋时重策论，到了我朝方以经义为主，这本就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圣人之道亘古不变，但取士的标准却应与时俱进，不能墨守成规，去岁乡试虽然减少了经义题的数量，却提高了经义题的质量，要求考生在经义中融入对时务的理解，这不正是圣人之道与实务相结合的最好体现吗？”
他转向钱允元，语气严肃了几分：“正因为实务题没有标准答案，才更能考出举子的真才实学。经义有标准答案，考生只要将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将各家注疏记得滴水不漏，便能写出一篇漂漂亮亮的经义文章。可这样的文章写得再好，也不过是重复前人的牙慧，于国于民何益？实务题则不然，考生必须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来作答，需要了解民情、掌握数据、运用逻辑，这考的是举子的见识与思辨能力，而非死记硬背的功夫，臣以为这恰恰是科举最该考的东西。”
这番论述条理分明，层层递进，不少原本持中立态度的朝臣都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返回顶部↑
他朝御座一揖之后慢条斯理地开了口：“倪侍郎所言确有道理，举子平日所习确非仅限于四书五经，然科举之所以为科举，其根本在于以经义取士，以策论为辅。经义者，圣人之教也，策论者，治事之才也，二者本末不可倒置。若如姚给事中所言，去岁顺天乡试经义仅出三题而实务策问竟出了五题，此消彼长之下，经义之比重便从七成降至了不到四成。长此以往，天下举子势必重实务而轻经义，数十年后朝堂之上尽是能吏而无醇儒，此乃礼法之大患也。”
他这话说得颇为恳切，与姚应昌赵维藩那番夹枪带棒的腔调不同，更像是一个老臣发自内心的忧虑。
殿中不少年纪稍长的官员都露出了深以为然的神色，连方从哲都不自觉地微微颔首。
兵部右侍郎马嘉植大步出列，语气不卑不亢道：“经义之设，本是为了让士子通晓圣人之道，进而以圣人之道治理天下。圣人当年周游列国，所论者皆是治国安邦之实务，何曾教人脱离实际空谈义理？去岁乡试增加实务策论，正是让士子将经义所学落到实处，而非皓首穷经死读书本，臣不明白，这样的改法究竟有何不妥？”
赵维藩冷笑一声，毫不退让：“马侍郎此言差矣！策论固然重要，但经义乃是根基，根基不牢，策论便是空中楼阁。如今经义题减少，实务题增加，士子们自然会将精力投向实务，长此以往圣人之学还有谁会认真研读？更何况策论题中那些关税、水利之类的内容，士子们平日里根本接触不到，只能临时从报纸上扒些数字来凑数，这样写出来的策论又有多少真知灼见？”
朱笑笑一直默不作声地听着，直到此刻方才从御座上缓缓坐直了身子，目光在殿中扫了一圈，最后落在方从哲身上：“方阁老，你意下如何？”
方从哲出列几步，躬身道：“陛下，老臣以为，余郎中与姚给事中所虑虽不无道理，却也不必过于拘泥。洪武初年只考经义不考策论，永乐年间增入策论一道，嘉靖年间又增入时务策一道，可见祖宗成法亦非一成不变。眼下海内承平，新政颁行，朝廷亟需通晓实务之才，科举增入实务策问原是与时偕行之举。只是余郎中说得也有理，经义乃立身之本，不可偏废，老臣以为，不妨在经义与实务之间定一比例，既不至让举子弃经义如敝屣，又能选拔出真正通晓钱粮刑名水利边防的实干之才。”
他这番话不偏不倚，还顺带帮皇帝把基调定了下来，这端水的本事确实已臻化境。
姚应昌却不肯就此罢休，提高了声调：“方阁老之言固然中允，科举试题自当由礼部会同翰林院共同拟定，去岁乡试会试之题究竟出自何人之手？为何未经廷议便擅自变更出题成规？此举是某一位大臣独断专行，还是有人在背后授意？”
气氛陡变。他没有点名，但人人都听得出他指的是谁，皇后主持科举已是众所周知之事，他配合赵维藩一唱一和，摆明了是要在今日朝会上借科举之事向皇后发难。
陈子壮面色一沉，踏前一步便要开口，却被身旁的倪元璐拉住了袖子，倪元璐朝他微微摇了摇头，示意他先不要急。
礼部郎中程文辉果然迫不及待地站了出来，满脸义愤之色：“姚给事中所言极是！科举出题乃国之大政，岂容一人专断？臣听闻去岁乡试的题目是皇后娘娘亲自审定的，娘娘监国理政固然有功，但科举一事关乎圣学传承，关乎天下士子的治学方向，臣以为此事应当由陛下与内阁诸臣共议，不宜独断。”
这话便是直截了当地将矛头对准了皇后，殿前顿时响起一阵嗡嗡声，后党官员个个面露愠色，而那些对皇后坐朝理政早有不满的人则暗自交换着心照不宣的眼神。
皇帝年岁渐长，没准哪天就不想让人分走权柄乾纲独断了呢？
朱笑笑没有立即开口，程文辉见皇帝不说话，胆子便又大了几分，继续道：“陛下，臣不敢质疑皇后之才，皇后理政期间政绩斐然天下有目共睹。然科举之事关乎社稷根本，非同小可，臣请陛下明发上谕，此后科举出题之权专属礼部与翰林院，除了陛下，任何人不得独断。”
他话音刚落，赵维藩立马跟上：“臣附议，科举乃天下公器，不可为一人之好恶所左右。”
姚应昌也跟着道：“臣亦附议。”
那些平素便对皇后坐朝不满的保守派官员见有人挑头，也纷纷蠢蠢欲动起来，队列中便有四五个人挪动了脚步。
他们到底不敢直接弹劾皇后，此番绕了个圈子从科举题目入手，表面上是在讨论教育方针，实际上却能借题发挥，给皇后一个下马威。
就在此时，大理寺少卿杨涟忽然从班中走了出来。
他走到丹陛下站定，先朝御座行了一礼，这才看向姚应昌等人，“余郎中所言并非全无道理，经义确实是科举的根基，圣人之学不可偏废，这一点臣完全认同，但程郎中方才那句独断之说，臣却不敢苟同。去岁乡试题目的变更乃是内阁与礼部共同商议的结果，何来独断之说？皇后娘娘监国期间，一切政务皆与内阁诸臣会同办理，从未有过独断专行之举，程郎中若对此有异议，大可以拿出证据来，否则便是无端揣测。”
他把矛头精准地指向了程文辉话里最不妥当的那一句，分寸拿捏得极好，程文辉被他这番不软不硬的回敬噎了一下，想要反驳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这时工科给事中钱允元站了出来，他清了清嗓子，显然是早就憋了一肚子话，“科举取士，取的是通晓圣人之道的贤才，不是取会计账房！如今的考题里算什么关税，修什么水渠，这些东西自有户部工部的吏员去操心，何须举子们来操心？举子们只需通晓经义、明辨是非、懂得治国的大道理便够了，具体的事务自然有专门的人去做。如今把实务题塞进科举里，无异于让读书人去学匠人的活计，这是对圣人之学的贬低，也是对读书人的轻慢！”
他越说越激动，“更可虑者，这些实务题的标准答案从何而来？关税的算法不尽相同，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这些题目根本没有标准答案，考生们只能揣摩出题者的意图来作答，而朝廷中谁最了解这些实务？自然是主持新政的那些人！臣不敢说这其中有什么私心，但长此以往，科举便不再是公平取士的场所，而变成了迎合朝廷风向的工具。士子们为了中举，便不得不去揣摩新政推行者的心思，不得不去研究那些与圣人之学毫无干系的实务数据，这难道不是将科举引向了歧途吗？”
这番话虽然尖刻，却颇有几分逻辑，连几个原本支持的年轻御史也不由自主地陷入了沉思。
科举的公平性一直是士林最敏感的话题，钱允元抓住了这一点，把题目变更与公平性挂上了钩，确实戳到了不少人的心坎上。
杨涟不慌不忙道：“钱给事中所虑之事恰恰是科举改革的目的所在，而非改革之弊病。科举自唐宋以来，经义的比重一直在变化，唐时进士科重诗赋，宋时重策论，到了我朝方以经义为主，这本就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圣人之道亘古不变，但取士的标准却应与时俱进，不能墨守成规，去岁乡试虽然减少了经义题的数量，却提高了经义题的质量，要求考生在经义中融入对时务的理解，这不正是圣人之道与实务相结合的最好体现吗？”
他转向钱允元，语气严肃了几分：“正因为实务题没有标准答案，才更能考出举子的真才实学。经义有标准答案，考生只要将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将各家注疏记得滴水不漏，便能写出一篇漂漂亮亮的经义文章。可这样的文章写得再好，也不过是重复前人的牙慧，于国于民何益？实务题则不然，考生必须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来作答，需要了解民情、掌握数据、运用逻辑，这考的是举子的见识与思辨能力，而非死记硬背的功夫，臣以为这恰恰是科举最该考的东西。”
这番论述条理分明，层层递进，不少原本持中立态度的朝臣都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