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节（2 / 4）
五岁的孩子，应该没有老父亲的精神毅力。而正常人，也干不出这等绝事。这个故事出自当时的文人笔记，资料来源是海瑞一个政敌写的奏折，控告海瑞无故饿死亲女。古代儿童夭折率确实很高，故事的细节也不一定真实，但绝非子虚乌有，当是空穴来风。
海瑞的妻妾子女众多，同样鲜有好的结果。海瑞的侄女婿梁云龙在《海忠介公行状》中称，海瑞有“三妻两妾”。野史则有“七娶”“九娶”之说，明朝人姚叔祥《见只编》称“瑞已耄，而妻方艾”。意思说，海瑞耄耋之年还娶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做小老婆。
海瑞的第一位夫人许氏，为海瑞生有两个儿女。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海瑞三十四岁时许夫人被休。比较靠谱的分析，是与婆媳矛盾有关，并非许氏的过错。海瑞和许夫人离异之后，又娶了潘氏夫人。但不到一个月，潘氏又被休弃，原因不得而知。接着，海瑞又娶了王氏夫人。王夫人在海瑞到达淳安之前两年为海瑞生了个儿子。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王夫人自杀。在王夫人去世前十一天，海瑞的小妾韩氏上吊自杀。海瑞的家庭生活扑朔迷离。
海瑞还有一妾邱氏，可能是海瑞在家乡闲居时所纳，她为晚年的海瑞生了一个儿子，但长到三岁就夭折了。海瑞死时，有“二媵四仆”。媵即侧室，也就是小妾。这二妾中有一个是邱氏，另一个则是有人所说的“瑞已耄，而妻方艾”的那个“方艾”的女孩子。如果这般，海瑞就应该有过三个小妾了。
清官，往往与清贫同日而语。海瑞的贫穷，备受世人的赞叹。但很少有人想过，一个省部级高官，甚至做到了“副国级”，如果生活都那么艰难，那些普通官员，还有普通的平民百姓，又怎么能活？
海瑞一生，娶妻、纳妾不断，是要花钱的。明代纳妾，买一个色艺俱佳的名妓，通常需支付身价千两白银。明代小说《金瓶梅》说，收婢女为妾需白银五十两，讨一个妾要百两以上，一般需要三百两，另付媒婆赏钱、道喜钱等项。海瑞娶妻纳妾，会是买两斤猪肉的钱？这“消费理念”，相当畸形。
海瑞到底有没有病，难有定论。但海瑞认定所有的官员都有病，则是肯定的。在南京总督粮储任上的苛论，让海瑞站到了整个官场的对立面，没有一个人对他表示支持或同情。隆庆四年（1570年）三月二十三日，高拱在御史杨邦宪《议革南京督粮都御史疏》上题复：“见任南京粮储都御史海瑞依议裁革。”三天后，隆庆帝下旨：“是”。
罢官回家的海瑞，一呆就是十六年。闲居的海瑞，这期间有了新的观点，他撰文称：嘉靖、隆庆、万历数十年间，官场均黑暗腐败，最重就是他的家乡！而在传统理念中，官员通常是不骂家乡的。东汉的大臣张湛，有一次回到老家，看见县衙便主动下马，随从认为没有必要，“不宜自轻”，张湛留下的一句名言是：“父母之国，所宜尽礼，何谓轻哉？”
——海瑞眼里的世界，凡是所见之处，总是一无是处。
万历十三年（1585年），张居正已死，万历帝重复了隆庆帝的故事，再次起用七十二岁的海瑞为南京右佥都御史。但正如张居正所担心的那样，海瑞不是治病的妙手，而是诊断的能手。垂老的海瑞，一上任就要惩治敲诈勒索的五城兵马司，引发极大反弹。海瑞又上书皇帝，对吏治表示强烈不满，建议恢复明太祖对贪官剥皮实草的酷刑，以及定律枉法八十贯判处绞刑。此文一出，满朝文武哭笑不得。太祖时代的那一套，如今真的管用吗？
南京御史台本没有实际事务，官员几乎从来不坐班，显然也是问题。海瑞一到岗，马上要求人人“打卡”坐班，不来就要扣发工资。有一位御史过生日，在家摆宴席，请歌伎戏班子唱了一天。当时听戏，已是不分阶层的社会时尚，就是老百姓也不会觉得官员请人唱戏犯法。海瑞则按照太祖“御史为百官之表，宴燕不得延伎”的规定，把这位御史按到地上，杖责了一顿，谁求情也不手软。又有一位陈御史，让差役到市场上半价买米，被人举报。海瑞要加倍处罚陈御史，把差役革职，打了三十大板，再把他枷号在陈御史办公的衙门前，以羞辱陈御史。
每个皇帝起用海瑞，最终都会觉得得不偿失。几个月后，海瑞被改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再改任南京右都御史。万历十五年（1587年），海瑞病死于南京任上。
据传海瑞去世后，主持海瑞丧事的王用汲，看见海瑞的贫寒，禁不住哭了起来，凑钱为海瑞办理丧事。但海瑞是个正二品的高官，即便无钱，以明朝的礼制，他的丧事也不会出现需要社会人士凑钱的情况。《明史》只称：海瑞“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
这个，应该是真的。海瑞从海南起复入南京为官那天，“黄童白叟，填溢街巷以观公。”海瑞宅第每天都有前来拜见的百姓，海瑞问：“见我何为，欲言事乎？”百姓叩头说：“没什么事，就想看看海爷的相貌。”海瑞上下班路上，也常有“海粉”蹲守，只为在海瑞掀起轿帘的刹那，看上一眼。
百姓对海瑞交口称赞，有人确实是因为海瑞帮他们打赢了官司，但更多的人并没有从海瑞这里受到任何实际好处。正因为没有实际关联，才有一种复杂的社会心态，驱使他们支持海瑞，保持着对海瑞的想象。清官——海瑞的这种符号价值，比他做官时给百姓带来的实际价值要大得多。
海瑞一生都以“圣人”自居，视他人为“病人”，但也被他人视为“病人”。海瑞到底是“圣人”还是“病人”？乔治奥威尔评价甘地说：接近圣人之境的人，往往是可怕的！至于“清官”，真正的救时人物曾国藩说：余平生以享大名为忧，若清廉之名，尤恐折福也……
较之于曾国藩，海瑞只有成名，没有成功。曾国藩的救时，就在于他不像海瑞那样坚持活在自己的太祖时代！
左光斗：朋党之争的牺牲品
明代官场上的争斗，常见的是一股“温柔风”：互相给对手下“套子”，对手掉坑里，大戏差不多就落幕了。到了天启年间，朋党之间的斗法风格陡转：魏忠贤一气逮了六个东林党人，清代著名作家方苞在《左忠毅公逸事》中，叙述了其中的左光斗。锦衣卫诏狱之中，左光斗“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温柔风”不再，“酷烈风”骤起，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东林六君子”，没有一个活着出来。
文章大家方苞，作品多以细节取胜，《左忠毅公逸事》长期入选教科书，左光斗也由此广为人知。而这位明末的著名忠臣左光斗，则有着更多的细节与微观，信息量巨大而意味深长……
一、家风
左光斗（1575-1625），字共之，又字遗直，号浮邱，又号苍屿，南直隶桐城县东乡（今枞阳县横埠镇）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三甲第九十一名进士。左光斗出现在明季官场，只有十八年。
官场十八年，左光斗默默无闻的时间长达十二年。左光斗初授内阁中书舍人，官从七品。中书舍人只有副处级，不仅职级很低，也谈不上权力。明代的中书舍人隶属内阁中书科，干的是公文起草之类事务，内阁的“通知”要写，皇帝的圣旨也写。但是，公文中的意见都是“领导”的，中书舍人的职责就是把它们变成文字，不能写错别字，不能把“领导”的意思弄错、弄反。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左光斗擢御史台候命。这一候，就是六年。直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左光斗才正式担任浙江左道监察御史。天启三年（1623年），左光斗升授大理寺左寺，又晋大理寺少卿。天启四年（1624年），左光斗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左光斗官场上的最后六年，始终都在执法、执纪的岗位上。
正是在这种位子上，左光斗呈现出官场“角斗士”的风格。泰昌元年（1620年），明光宗暴毙，左光斗将光宗的宠妃、天启帝的养母李选侍骂得狗血喷头。内宫多事，人人自危，唯有左光斗等少数官员敢于出头。左光斗这种官场风格，像是职业风格，更重要的还是源于“家风”。
左光斗的曾祖父叫左麟，清史馆总纂马其昶《桐城耆旧传》中，载有左麟一则故事：明初桐城县的“芦课”（即芦苇税）十分繁重，桐城“芦课”集中在左光斗的家乡东乡，普通税户根本交不起。治下百姓苦不堪言，桐城县官也心知肚明，但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因为税赋是朝廷核定的，县邑本级无权减免，核定的税赋必须依册征缴。与其得罪上司，不如得罪百姓，桐城县令为保证税银的足额上解，只得强逼硬收。仍不能完税的，便关入县狱逼打，左麟的左邻右舍，常因此被关进桐城县狱。
左光斗的祖上比较富裕，自家不存在交不起税的问题，但乡亲经常因交不起税被关受刑，左麟就看不下去了。与妻子一商量，干脆掏钱替乡亲们垫上。可需垫税的乡民实在太多，更要命的是这一年的“芦课”问题解决了，新一年的“芦课”问题又来了，左家就算有百万家财也不够啊！百姓还是交纳不出，县官照旧打人、关人，左麟的火气腾地就上来了。左麟怒不可遏，收拾行李，直接进京找皇帝告御状去了。
明初大力倡导上访直诉，老百姓认为地方上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进京，地方官谁阻拦处理谁。老百姓说得对，皇帝有赏赐，所以明初老百姓押着地方官进京的事都有，地方官不敢轻易欺负老百姓，社会秩序恢复得也快。
但是，上访直诉制度的设计也有问题：国家这么大，事无巨细都由最高统治者来公断，这量也实在太大了，没有什么可持续性。后来设了道“门槛”，《大明律》规定：未经地方政府处理直接进京申告，越诉者“笞五十”，然后再受理。这招特有意思，如果莫名其妙被人扇了一耳光，明显太委曲，可又打不过人家，怎么办？理论上可以找皇帝去主持公道，但前提得先接受这五十大板，身体欠佳的可能小命不保。为“一耳光”的事挨“五十板”，事主觉得不划算，不如自己咽下一口气。
左麟为乡亲的事越级进京上访，显然是知道这个利害的，这“笞五十”下来，左光斗的曾祖父左麟也不知道会是什么后果。好在左家的家童左恩很忠勇，自愿替主人领受了“笞五十”——左恩偷了主人的状子，提前赶到午门击鼓鸣冤。“笞五十”下来，左恩果然一命呜呼。左恩死后，左麟见到了明宪宗，当面向其陈述桐城“芦课”实情，明宪宗“允奏，减课额十之三”。 ↑返回顶部↑
海瑞的妻妾子女众多，同样鲜有好的结果。海瑞的侄女婿梁云龙在《海忠介公行状》中称，海瑞有“三妻两妾”。野史则有“七娶”“九娶”之说，明朝人姚叔祥《见只编》称“瑞已耄，而妻方艾”。意思说，海瑞耄耋之年还娶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做小老婆。
海瑞的第一位夫人许氏，为海瑞生有两个儿女。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海瑞三十四岁时许夫人被休。比较靠谱的分析，是与婆媳矛盾有关，并非许氏的过错。海瑞和许夫人离异之后，又娶了潘氏夫人。但不到一个月，潘氏又被休弃，原因不得而知。接着，海瑞又娶了王氏夫人。王夫人在海瑞到达淳安之前两年为海瑞生了个儿子。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王夫人自杀。在王夫人去世前十一天，海瑞的小妾韩氏上吊自杀。海瑞的家庭生活扑朔迷离。
海瑞还有一妾邱氏，可能是海瑞在家乡闲居时所纳，她为晚年的海瑞生了一个儿子，但长到三岁就夭折了。海瑞死时，有“二媵四仆”。媵即侧室，也就是小妾。这二妾中有一个是邱氏，另一个则是有人所说的“瑞已耄，而妻方艾”的那个“方艾”的女孩子。如果这般，海瑞就应该有过三个小妾了。
清官，往往与清贫同日而语。海瑞的贫穷，备受世人的赞叹。但很少有人想过，一个省部级高官，甚至做到了“副国级”，如果生活都那么艰难，那些普通官员，还有普通的平民百姓，又怎么能活？
海瑞一生，娶妻、纳妾不断，是要花钱的。明代纳妾，买一个色艺俱佳的名妓，通常需支付身价千两白银。明代小说《金瓶梅》说，收婢女为妾需白银五十两，讨一个妾要百两以上，一般需要三百两，另付媒婆赏钱、道喜钱等项。海瑞娶妻纳妾，会是买两斤猪肉的钱？这“消费理念”，相当畸形。
海瑞到底有没有病，难有定论。但海瑞认定所有的官员都有病，则是肯定的。在南京总督粮储任上的苛论，让海瑞站到了整个官场的对立面，没有一个人对他表示支持或同情。隆庆四年（1570年）三月二十三日，高拱在御史杨邦宪《议革南京督粮都御史疏》上题复：“见任南京粮储都御史海瑞依议裁革。”三天后，隆庆帝下旨：“是”。
罢官回家的海瑞，一呆就是十六年。闲居的海瑞，这期间有了新的观点，他撰文称：嘉靖、隆庆、万历数十年间，官场均黑暗腐败，最重就是他的家乡！而在传统理念中，官员通常是不骂家乡的。东汉的大臣张湛，有一次回到老家，看见县衙便主动下马，随从认为没有必要，“不宜自轻”，张湛留下的一句名言是：“父母之国，所宜尽礼，何谓轻哉？”
——海瑞眼里的世界，凡是所见之处，总是一无是处。
万历十三年（1585年），张居正已死，万历帝重复了隆庆帝的故事，再次起用七十二岁的海瑞为南京右佥都御史。但正如张居正所担心的那样，海瑞不是治病的妙手，而是诊断的能手。垂老的海瑞，一上任就要惩治敲诈勒索的五城兵马司，引发极大反弹。海瑞又上书皇帝，对吏治表示强烈不满，建议恢复明太祖对贪官剥皮实草的酷刑，以及定律枉法八十贯判处绞刑。此文一出，满朝文武哭笑不得。太祖时代的那一套，如今真的管用吗？
南京御史台本没有实际事务，官员几乎从来不坐班，显然也是问题。海瑞一到岗，马上要求人人“打卡”坐班，不来就要扣发工资。有一位御史过生日，在家摆宴席，请歌伎戏班子唱了一天。当时听戏，已是不分阶层的社会时尚，就是老百姓也不会觉得官员请人唱戏犯法。海瑞则按照太祖“御史为百官之表，宴燕不得延伎”的规定，把这位御史按到地上，杖责了一顿，谁求情也不手软。又有一位陈御史，让差役到市场上半价买米，被人举报。海瑞要加倍处罚陈御史，把差役革职，打了三十大板，再把他枷号在陈御史办公的衙门前，以羞辱陈御史。
每个皇帝起用海瑞，最终都会觉得得不偿失。几个月后，海瑞被改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再改任南京右都御史。万历十五年（1587年），海瑞病死于南京任上。
据传海瑞去世后，主持海瑞丧事的王用汲，看见海瑞的贫寒，禁不住哭了起来，凑钱为海瑞办理丧事。但海瑞是个正二品的高官，即便无钱，以明朝的礼制，他的丧事也不会出现需要社会人士凑钱的情况。《明史》只称：海瑞“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
这个，应该是真的。海瑞从海南起复入南京为官那天，“黄童白叟，填溢街巷以观公。”海瑞宅第每天都有前来拜见的百姓，海瑞问：“见我何为，欲言事乎？”百姓叩头说：“没什么事，就想看看海爷的相貌。”海瑞上下班路上，也常有“海粉”蹲守，只为在海瑞掀起轿帘的刹那，看上一眼。
百姓对海瑞交口称赞，有人确实是因为海瑞帮他们打赢了官司，但更多的人并没有从海瑞这里受到任何实际好处。正因为没有实际关联，才有一种复杂的社会心态，驱使他们支持海瑞，保持着对海瑞的想象。清官——海瑞的这种符号价值，比他做官时给百姓带来的实际价值要大得多。
海瑞一生都以“圣人”自居，视他人为“病人”，但也被他人视为“病人”。海瑞到底是“圣人”还是“病人”？乔治奥威尔评价甘地说：接近圣人之境的人，往往是可怕的！至于“清官”，真正的救时人物曾国藩说：余平生以享大名为忧，若清廉之名，尤恐折福也……
较之于曾国藩，海瑞只有成名，没有成功。曾国藩的救时，就在于他不像海瑞那样坚持活在自己的太祖时代！
左光斗：朋党之争的牺牲品
明代官场上的争斗，常见的是一股“温柔风”：互相给对手下“套子”，对手掉坑里，大戏差不多就落幕了。到了天启年间，朋党之间的斗法风格陡转：魏忠贤一气逮了六个东林党人，清代著名作家方苞在《左忠毅公逸事》中，叙述了其中的左光斗。锦衣卫诏狱之中，左光斗“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温柔风”不再，“酷烈风”骤起，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东林六君子”，没有一个活着出来。
文章大家方苞，作品多以细节取胜，《左忠毅公逸事》长期入选教科书，左光斗也由此广为人知。而这位明末的著名忠臣左光斗，则有着更多的细节与微观，信息量巨大而意味深长……
一、家风
左光斗（1575-1625），字共之，又字遗直，号浮邱，又号苍屿，南直隶桐城县东乡（今枞阳县横埠镇）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三甲第九十一名进士。左光斗出现在明季官场，只有十八年。
官场十八年，左光斗默默无闻的时间长达十二年。左光斗初授内阁中书舍人，官从七品。中书舍人只有副处级，不仅职级很低，也谈不上权力。明代的中书舍人隶属内阁中书科，干的是公文起草之类事务，内阁的“通知”要写，皇帝的圣旨也写。但是，公文中的意见都是“领导”的，中书舍人的职责就是把它们变成文字，不能写错别字，不能把“领导”的意思弄错、弄反。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左光斗擢御史台候命。这一候，就是六年。直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左光斗才正式担任浙江左道监察御史。天启三年（1623年），左光斗升授大理寺左寺，又晋大理寺少卿。天启四年（1624年），左光斗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左光斗官场上的最后六年，始终都在执法、执纪的岗位上。
正是在这种位子上，左光斗呈现出官场“角斗士”的风格。泰昌元年（1620年），明光宗暴毙，左光斗将光宗的宠妃、天启帝的养母李选侍骂得狗血喷头。内宫多事，人人自危，唯有左光斗等少数官员敢于出头。左光斗这种官场风格，像是职业风格，更重要的还是源于“家风”。
左光斗的曾祖父叫左麟，清史馆总纂马其昶《桐城耆旧传》中，载有左麟一则故事：明初桐城县的“芦课”（即芦苇税）十分繁重，桐城“芦课”集中在左光斗的家乡东乡，普通税户根本交不起。治下百姓苦不堪言，桐城县官也心知肚明，但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因为税赋是朝廷核定的，县邑本级无权减免，核定的税赋必须依册征缴。与其得罪上司，不如得罪百姓，桐城县令为保证税银的足额上解，只得强逼硬收。仍不能完税的，便关入县狱逼打，左麟的左邻右舍，常因此被关进桐城县狱。
左光斗的祖上比较富裕，自家不存在交不起税的问题，但乡亲经常因交不起税被关受刑，左麟就看不下去了。与妻子一商量，干脆掏钱替乡亲们垫上。可需垫税的乡民实在太多，更要命的是这一年的“芦课”问题解决了，新一年的“芦课”问题又来了，左家就算有百万家财也不够啊！百姓还是交纳不出，县官照旧打人、关人，左麟的火气腾地就上来了。左麟怒不可遏，收拾行李，直接进京找皇帝告御状去了。
明初大力倡导上访直诉，老百姓认为地方上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进京，地方官谁阻拦处理谁。老百姓说得对，皇帝有赏赐，所以明初老百姓押着地方官进京的事都有，地方官不敢轻易欺负老百姓，社会秩序恢复得也快。
但是，上访直诉制度的设计也有问题：国家这么大，事无巨细都由最高统治者来公断，这量也实在太大了，没有什么可持续性。后来设了道“门槛”，《大明律》规定：未经地方政府处理直接进京申告，越诉者“笞五十”，然后再受理。这招特有意思，如果莫名其妙被人扇了一耳光，明显太委曲，可又打不过人家，怎么办？理论上可以找皇帝去主持公道，但前提得先接受这五十大板，身体欠佳的可能小命不保。为“一耳光”的事挨“五十板”，事主觉得不划算，不如自己咽下一口气。
左麟为乡亲的事越级进京上访，显然是知道这个利害的，这“笞五十”下来，左光斗的曾祖父左麟也不知道会是什么后果。好在左家的家童左恩很忠勇，自愿替主人领受了“笞五十”——左恩偷了主人的状子，提前赶到午门击鼓鸣冤。“笞五十”下来，左恩果然一命呜呼。左恩死后，左麟见到了明宪宗，当面向其陈述桐城“芦课”实情，明宪宗“允奏，减课额十之三”。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