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节（2 / 4）
此话听上去甚为极端，康有为是否说过这样的话值得商榷。有分析认为，康说将二品以上官尽行杀了，打击面实在太大，对此表示怀疑。而另有记载称，康有为当时的回答是：“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如果康有为确实说过类似的话，后者的表述可能更为准确。
至于荣禄是何反应，这从光绪召见的奏对中可以看出。那天，第一个被召见的就是荣禄。他向皇上面劾康有为，说他“辩言乱政”云云，可见对康的言论十分不满。
此后，光绪召见了康有为。他是那天第三个被召见的。关于这次召见的情况，各种记载不一，综合起来看君臣对话主要是围绕变法进行。话题很广泛，涉及法国、日本、俄国变法，以及开制度局、废八股等方面。康有为认为，变法当全变，仅变局部不行，而要改变首先得从变制度法律始。因此他请求皇上“请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他还比喻说，皇上要盖宫殿，必定要先有图纸，然后再购置材料按图建造。可我们过去的改革虽然买了砖瓦，但却没有计划或图纸。他还比喻说，现在的政府如同一座漏顶的房子，而且房梁已被白蚁腐蚀完了，再待在里边非常危险。因此，你不仅应当把屋顶拆掉，而且还必须把整个屋子，乃至根基全部去掉。他们还谈到用人问题。光绪对那些保守大臣非常不满，说他们“简直把我害了”，但是要革除他们很难，因为这个权力握在太后手中。康有为向他建议说，如果陛下没有权力罢黜这些高官，至少应该招致一班精明强干的官员在自己身边，协助自己。用康有为的话说：“皇上欲变法，惟有擢用小臣，广其登荐，予以召对，察其才否，皇上亲拔之，不吝爵赏，破格擢用。”
这次召见时间不短，有说愈十刻，也有说长达两小时之久。总之，在光绪召见中是很少有的。
在召见康的当天，光绪便命康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据说，光绪原打算重用康有为，但因太后前一天已有谕旨，高级官员任命须经太后同意，光绪不得已做出以上安排。对于这样的安排，康有为当然很不满意。用梁启超的话说：“总署行走，可笑之至。”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能如此。
第二件是六部堂官事件。在说这件事之前，有些背景需要交代一下。维新变法启动后，光绪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所谓“变法维新之谕连翩而下”。比如选拔人才、发展近代教育、振兴农工商、富国强兵等等。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机构改革。早在年初，康有为就提出设立制度局的想法，认为现在的各部门均为旧官把持，改革难以实行。在光绪召见之后，康有为又进一步提出在制度局之下设法律、度支、学校、农、工、商等十二局，并在道、县设立民政局，督办新政事宜。这个想法立即遭到保守派的反对，认为六部体制乃祖宗之制，无须另立机构。他们还散布流言，声称所谓制度局是夺我军机之权，废除内阁六部及督抚、藩臬司道。由于保守派的坚决抵制和阳奉阴违，此计划随之搁浅。
不久，围绕废科举，办京师大学堂，改革派与保守派又是针锋相对。随着京师大学堂的建立，以及变通科举，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等，变法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由于保守派的阻挠，新政仍然步履维艰。8月间，太仆寺卿岑春煊上奏，请废卿寺、汰冗员。光绪此时正愁机构改革无从下手，便于8月30日颁布谕旨，将詹事府、通政府、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和大理寺等衙门“均着即行撤裁”；与此同时，还把鄂、粤、滇三省巡抚及东河总督、粮道、盐道“着一并裁撤”。
在谕旨中，光绪口气严厉，要求“内外臣工，即行遵照切实办理，不准藉口体制攸关，多方阻格”，更不准“敷衍了事”。对各省设立的办公局所，也“一律严加甄别沙汰，限一月办竣复奏”。
这道谕旨来得十分突然，表面看是由岑春煊的奏折而起，实际上是受维新派政见影响。在光绪看来，这些守旧官僚实际上早已成了变法的障碍。他向这些闲散衙门和冗员开刀，只是第一步，目的在于进一步推动机构改革。然而，这一举动触动了许多人的利益，于是纷争更加激烈。
9月1日，又发生了一件事。即礼部主事王照上书推行新政，礼部尚书怀塔布和许应骙不仅拒绝代奏，还将折子掷还王照。王照系直隶宁河县人，甲午恩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出身，其性勇直。在上书被拒后，他随即具折参劾礼部堂官。此事一闹，“堂司交哄，事闻于朝”。因光绪早有谕旨，广开言路，任何人不得“稍有阻格”，可怀塔布、许应骙公然违抗，且二人均为有名的顽固派，阻挠变法，不遗余力。光绪早打算罢黜一二守旧大臣，“以厉威而风众”，于是当日便下谕将怀塔布等人交部议处。三天后，掌管吏部的大学士徐桐拿出处理意见，将怀塔布、许应骙及礼部左、右侍郎共六人降三级调用，打算轻处了事。光绪不允，批示将礼部六堂官一律革职，并对礼部进行改组。
这一处罚十分严厉，其中就连到任不足一个月的礼部署右侍郎曾广汉也连同被罢免。正如《庸言报》所言：“上震怒，六堂（官）同日革职。大臣颇自危。”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六部堂官事件。
六部堂官事件后，怀塔布向慈禧告状。他是慈禧的表亲，慈禧认为处理过重，当即表示反对，但明谕已发，而礼部新官业已宣布。9月5日，就在礼部六堂官事件尚未消停之际，光绪又任命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均赏加四品卿衔，参与新政事宜。
从8月30日至9月5日，仅仅七天时间，光绪一连串强势的举措，无疑都在表明他推动新政的决心。然而，他并不知道，此时离戊戌变法的失败已经越来越近，只有半个多月时间了。
最后要说的一件便是光绪密诏了。这件事版本极多，也最为人们津津乐道。据说，光绪硃笔密诏共有两份，其中一份由杨锐带出，时间在9月13日（七月二十八日）；一份由林旭带出，时间在9月17日（八月初二日）。
自8月底以来，光绪加大变法力度后，新旧矛盾日趋激烈。9月8日前后，湖南守旧党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有为、梁启超。这份上书洋洋洒洒八千余字，认为“祖宗者，祖宗之天下也”，康有为、梁启超“舞文诬圣，聚众行邪”，不杀不足以靖天下、安国家。在附片中，他还列举康、梁种种罪状，抨击他们鼓吹无父无君之邪说，广诱人心，布置徒党，以遂其私图。与此同时，顽固派大臣也在加紧活动，请求太后重新训政。这让维新派十分不安。
曾廉上书后，谭嗣同以“毁谤新政当斩”为由，请求光绪降旨杀曾廉，但光绪不许，说朕广开言路，岂能以言罪人？随着太后亲政的风声愈来愈紧，维新派出于自保，也开始变得不理智起来。这个不理智首先就表现在他们开始游说军队，试图武装夺权。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想法。据王照回忆，维新派最先想游说的是聂士成。因为聂士成与王照是换帖兄弟，维新派想请王照前往游说，但被王照拒绝。王照认为，太后本无废帝之心，这样做无疑是冒险。民国时，王照还撰文称，太后原“喜变法”，后来干政，实为顽固诸老所激。他一直想调和太后与皇上之间的关系，但张荫桓、康有为均反对。康有为还说太后撤帘已久，不容再出，且清朝不许朝臣言及宫闱，犯者死罪。另据《戊戌变法始末》称，康深恶太后，亦甚畏之，在帝前尽力诋毁太后，言太后并非真心支持新政，不过做做样子而已。还说，太后若在，实为新政之第一阻碍。王照想调和亦无法置喙。
由于王照不同意游说聂士成，维新派便把游说的对象转向袁世凯。这显然又是一个错误。不过，当时维新派人士多看好袁世凯。康有为《自编年谱》中说，在当时的将帅中，袁世凯曾驻朝鲜，知道内外大势，曾参加强学会，且拥有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这个评判结果导致维新派把宝押在了袁世凯的身上。
不久，康有为找徐致靖之侄徐仁录，让他前往游说袁世凯。徐早年曾在袁幕。他从袁世凯那儿回来后，告诉康有为，袁为我所动，这让康大为欣喜，认为事情可图。于是，9月11日，徐致靖和谭嗣同先后上书保荐袁世凯，请光绪予以召见重用。这是维新派拉拢袁世凯计划的一个手段。光绪同意后，当日便致电荣禄，让他通知袁世凯来京陛见。这一举动，显然又是一个错误。因为召见统兵大员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光绪早不召见，晚不召见，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召见，自然引起了太后的猜忌。王照曾有诗曰：“内政何须召外兵，从来打草致蛇惊。”9月13日，太后密谕荣禄，调动聂士成、董福祥军队进行紧急布置，以防万一。这一安排很可能与光绪召见袁世凯有关。
9月14日，光绪至颐和园，向太后问安。他本来要向慈禧汇报开懋勤殿之事，但发现太后神色不对，便打住没说。这时，光绪已有预感，知太后已不满于他。为了调和并缓解与太后之间的矛盾，9月15日，他还宫后便召见杨锐，让他带出一份密诏（俗称衣带诏）。
这份密诏一开始说，太后不愿将法尽变，不愿将昏庸老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以为恐失人心。虽朕多次降旨整顿，但圣意（指太后）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因此，他说，他也知道国家积弱不振，是这些昏庸之辈所误，但要把他们都罢掉，“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接下去密诏又说：
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俟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从这份密诏看，其重点在于如何调和与太后之间的矛盾，用光绪的话说就是“俾旧法可以全变”，“而又不致有拂圣意”。（按：从密诏内容看，太后并不反对变法，只是反对“将法尽变”。她与光绪的分歧主要是在“尽变”上，故有调和的余地。）
这份密诏是写给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四人的，并未提及康有为。但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亡海外，对外公布的密诏与此有很大的不同。内容如下：
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从上下两道密诏看，无论内容还是口气都差异甚大。原谕是给杨锐等四人的，现在变成了给康有为等五人。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设法相救”一语，性质完全不同。有学者研究表明，康有为的这份密诏显系伪造，结果是害了光绪，毁了变法。这是后话。
以上是光绪的第一份密诏。光绪的第二份密诏是由林旭带出的，时间在9月17日（八月初二日）。这份密诏倒是传给康有为的。谕云：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万勿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
在传这道密诏时，光绪还发一道明谕。大意是，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早在7月26日，守旧派攻击康有为甚力时，光绪就任命康有为到上海督办官报，这是一种保护措施。但康一直未走，现在发这道明谕不过是官样文章，做给外界看的。而让林旭传给康有为的密诏却语重心长，吐露了心声。
这道密诏与上一道密诏在想法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缓和与太后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光绪已做好暂时退让妥协的准备，打算从长计议。他在给康的密诏中说到“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意思也很明确。他嘱康有为迅速离京，也是出于这一想法。因为康有为是维新派领袖，许多变法举措，包括争议甚大的开懋勤殿等，都是他提出的。他已成为守旧派的眼中钉、肉中刺。光绪让他离开，也是为了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 ↑返回顶部↑
至于荣禄是何反应，这从光绪召见的奏对中可以看出。那天，第一个被召见的就是荣禄。他向皇上面劾康有为，说他“辩言乱政”云云，可见对康的言论十分不满。
此后，光绪召见了康有为。他是那天第三个被召见的。关于这次召见的情况，各种记载不一，综合起来看君臣对话主要是围绕变法进行。话题很广泛，涉及法国、日本、俄国变法，以及开制度局、废八股等方面。康有为认为，变法当全变，仅变局部不行，而要改变首先得从变制度法律始。因此他请求皇上“请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他还比喻说，皇上要盖宫殿，必定要先有图纸，然后再购置材料按图建造。可我们过去的改革虽然买了砖瓦，但却没有计划或图纸。他还比喻说，现在的政府如同一座漏顶的房子，而且房梁已被白蚁腐蚀完了，再待在里边非常危险。因此，你不仅应当把屋顶拆掉，而且还必须把整个屋子，乃至根基全部去掉。他们还谈到用人问题。光绪对那些保守大臣非常不满，说他们“简直把我害了”，但是要革除他们很难，因为这个权力握在太后手中。康有为向他建议说，如果陛下没有权力罢黜这些高官，至少应该招致一班精明强干的官员在自己身边，协助自己。用康有为的话说：“皇上欲变法，惟有擢用小臣，广其登荐，予以召对，察其才否，皇上亲拔之，不吝爵赏，破格擢用。”
这次召见时间不短，有说愈十刻，也有说长达两小时之久。总之，在光绪召见中是很少有的。
在召见康的当天，光绪便命康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据说，光绪原打算重用康有为，但因太后前一天已有谕旨，高级官员任命须经太后同意，光绪不得已做出以上安排。对于这样的安排，康有为当然很不满意。用梁启超的话说：“总署行走，可笑之至。”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能如此。
第二件是六部堂官事件。在说这件事之前，有些背景需要交代一下。维新变法启动后，光绪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所谓“变法维新之谕连翩而下”。比如选拔人才、发展近代教育、振兴农工商、富国强兵等等。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机构改革。早在年初，康有为就提出设立制度局的想法，认为现在的各部门均为旧官把持，改革难以实行。在光绪召见之后，康有为又进一步提出在制度局之下设法律、度支、学校、农、工、商等十二局，并在道、县设立民政局，督办新政事宜。这个想法立即遭到保守派的反对，认为六部体制乃祖宗之制，无须另立机构。他们还散布流言，声称所谓制度局是夺我军机之权，废除内阁六部及督抚、藩臬司道。由于保守派的坚决抵制和阳奉阴违，此计划随之搁浅。
不久，围绕废科举，办京师大学堂，改革派与保守派又是针锋相对。随着京师大学堂的建立，以及变通科举，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等，变法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由于保守派的阻挠，新政仍然步履维艰。8月间，太仆寺卿岑春煊上奏，请废卿寺、汰冗员。光绪此时正愁机构改革无从下手，便于8月30日颁布谕旨，将詹事府、通政府、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和大理寺等衙门“均着即行撤裁”；与此同时，还把鄂、粤、滇三省巡抚及东河总督、粮道、盐道“着一并裁撤”。
在谕旨中，光绪口气严厉，要求“内外臣工，即行遵照切实办理，不准藉口体制攸关，多方阻格”，更不准“敷衍了事”。对各省设立的办公局所，也“一律严加甄别沙汰，限一月办竣复奏”。
这道谕旨来得十分突然，表面看是由岑春煊的奏折而起，实际上是受维新派政见影响。在光绪看来，这些守旧官僚实际上早已成了变法的障碍。他向这些闲散衙门和冗员开刀，只是第一步，目的在于进一步推动机构改革。然而，这一举动触动了许多人的利益，于是纷争更加激烈。
9月1日，又发生了一件事。即礼部主事王照上书推行新政，礼部尚书怀塔布和许应骙不仅拒绝代奏，还将折子掷还王照。王照系直隶宁河县人，甲午恩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出身，其性勇直。在上书被拒后，他随即具折参劾礼部堂官。此事一闹，“堂司交哄，事闻于朝”。因光绪早有谕旨，广开言路，任何人不得“稍有阻格”，可怀塔布、许应骙公然违抗，且二人均为有名的顽固派，阻挠变法，不遗余力。光绪早打算罢黜一二守旧大臣，“以厉威而风众”，于是当日便下谕将怀塔布等人交部议处。三天后，掌管吏部的大学士徐桐拿出处理意见，将怀塔布、许应骙及礼部左、右侍郎共六人降三级调用，打算轻处了事。光绪不允，批示将礼部六堂官一律革职，并对礼部进行改组。
这一处罚十分严厉，其中就连到任不足一个月的礼部署右侍郎曾广汉也连同被罢免。正如《庸言报》所言：“上震怒，六堂（官）同日革职。大臣颇自危。”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六部堂官事件。
六部堂官事件后，怀塔布向慈禧告状。他是慈禧的表亲，慈禧认为处理过重，当即表示反对，但明谕已发，而礼部新官业已宣布。9月5日，就在礼部六堂官事件尚未消停之际，光绪又任命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均赏加四品卿衔，参与新政事宜。
从8月30日至9月5日，仅仅七天时间，光绪一连串强势的举措，无疑都在表明他推动新政的决心。然而，他并不知道，此时离戊戌变法的失败已经越来越近，只有半个多月时间了。
最后要说的一件便是光绪密诏了。这件事版本极多，也最为人们津津乐道。据说，光绪硃笔密诏共有两份，其中一份由杨锐带出，时间在9月13日（七月二十八日）；一份由林旭带出，时间在9月17日（八月初二日）。
自8月底以来，光绪加大变法力度后，新旧矛盾日趋激烈。9月8日前后，湖南守旧党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有为、梁启超。这份上书洋洋洒洒八千余字，认为“祖宗者，祖宗之天下也”，康有为、梁启超“舞文诬圣，聚众行邪”，不杀不足以靖天下、安国家。在附片中，他还列举康、梁种种罪状，抨击他们鼓吹无父无君之邪说，广诱人心，布置徒党，以遂其私图。与此同时，顽固派大臣也在加紧活动，请求太后重新训政。这让维新派十分不安。
曾廉上书后，谭嗣同以“毁谤新政当斩”为由，请求光绪降旨杀曾廉，但光绪不许，说朕广开言路，岂能以言罪人？随着太后亲政的风声愈来愈紧，维新派出于自保，也开始变得不理智起来。这个不理智首先就表现在他们开始游说军队，试图武装夺权。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想法。据王照回忆，维新派最先想游说的是聂士成。因为聂士成与王照是换帖兄弟，维新派想请王照前往游说，但被王照拒绝。王照认为，太后本无废帝之心，这样做无疑是冒险。民国时，王照还撰文称，太后原“喜变法”，后来干政，实为顽固诸老所激。他一直想调和太后与皇上之间的关系，但张荫桓、康有为均反对。康有为还说太后撤帘已久，不容再出，且清朝不许朝臣言及宫闱，犯者死罪。另据《戊戌变法始末》称，康深恶太后，亦甚畏之，在帝前尽力诋毁太后，言太后并非真心支持新政，不过做做样子而已。还说，太后若在，实为新政之第一阻碍。王照想调和亦无法置喙。
由于王照不同意游说聂士成，维新派便把游说的对象转向袁世凯。这显然又是一个错误。不过，当时维新派人士多看好袁世凯。康有为《自编年谱》中说，在当时的将帅中，袁世凯曾驻朝鲜，知道内外大势，曾参加强学会，且拥有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这个评判结果导致维新派把宝押在了袁世凯的身上。
不久，康有为找徐致靖之侄徐仁录，让他前往游说袁世凯。徐早年曾在袁幕。他从袁世凯那儿回来后，告诉康有为，袁为我所动，这让康大为欣喜，认为事情可图。于是，9月11日，徐致靖和谭嗣同先后上书保荐袁世凯，请光绪予以召见重用。这是维新派拉拢袁世凯计划的一个手段。光绪同意后，当日便致电荣禄，让他通知袁世凯来京陛见。这一举动，显然又是一个错误。因为召见统兵大员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光绪早不召见，晚不召见，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召见，自然引起了太后的猜忌。王照曾有诗曰：“内政何须召外兵，从来打草致蛇惊。”9月13日，太后密谕荣禄，调动聂士成、董福祥军队进行紧急布置，以防万一。这一安排很可能与光绪召见袁世凯有关。
9月14日，光绪至颐和园，向太后问安。他本来要向慈禧汇报开懋勤殿之事，但发现太后神色不对，便打住没说。这时，光绪已有预感，知太后已不满于他。为了调和并缓解与太后之间的矛盾，9月15日，他还宫后便召见杨锐，让他带出一份密诏（俗称衣带诏）。
这份密诏一开始说，太后不愿将法尽变，不愿将昏庸老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以为恐失人心。虽朕多次降旨整顿，但圣意（指太后）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因此，他说，他也知道国家积弱不振，是这些昏庸之辈所误，但要把他们都罢掉，“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接下去密诏又说：
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俟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从这份密诏看，其重点在于如何调和与太后之间的矛盾，用光绪的话说就是“俾旧法可以全变”，“而又不致有拂圣意”。（按：从密诏内容看，太后并不反对变法，只是反对“将法尽变”。她与光绪的分歧主要是在“尽变”上，故有调和的余地。）
这份密诏是写给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四人的，并未提及康有为。但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亡海外，对外公布的密诏与此有很大的不同。内容如下：
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从上下两道密诏看，无论内容还是口气都差异甚大。原谕是给杨锐等四人的，现在变成了给康有为等五人。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设法相救”一语，性质完全不同。有学者研究表明，康有为的这份密诏显系伪造，结果是害了光绪，毁了变法。这是后话。
以上是光绪的第一份密诏。光绪的第二份密诏是由林旭带出的，时间在9月17日（八月初二日）。这份密诏倒是传给康有为的。谕云：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万勿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
在传这道密诏时，光绪还发一道明谕。大意是，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早在7月26日，守旧派攻击康有为甚力时，光绪就任命康有为到上海督办官报，这是一种保护措施。但康一直未走，现在发这道明谕不过是官样文章，做给外界看的。而让林旭传给康有为的密诏却语重心长，吐露了心声。
这道密诏与上一道密诏在想法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缓和与太后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光绪已做好暂时退让妥协的准备，打算从长计议。他在给康的密诏中说到“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意思也很明确。他嘱康有为迅速离京，也是出于这一想法。因为康有为是维新派领袖，许多变法举措，包括争议甚大的开懋勤殿等，都是他提出的。他已成为守旧派的眼中钉、肉中刺。光绪让他离开，也是为了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