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没有声音的战场（3 / 4）
「接下来，我想为各位说明一下理赔的流程与范围，让我们能更聚焦地来讨论和解的内容。」王先生翻开手中的文件，「首先是强制险的部分。依据许先生投保的机车强制责任险，针对每一人身体之伤害，医疗费用给付最高为新台币二十万元。这部分，只要凭合格医疗院所的正式单据，我们公司会依法尽速给付。林太太、陈太太，两位可以将手上所有医疗相关的收据，会后交给我，我们会有专人协助处理，希望能稍微减轻各位前期的经济压力。」
他的态度诚恳，语气专业，成功地将自己从一个「推卸责任者」转变为一个「协助处理者」。
「但是，」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更加谨慎，「就如我先前在电话中向许先生报告的，强制险的给付范围，主要在于『医疗费用』本身。至于各位提到的，例如家属的看护费、学生的课业损失、未来的復健费用，以及最重要的『精神慰抚金』，这些项目……并不在强制险的给付范围内。」
「这就是我们今天调解的重点。」王先生总结道，「也就是，在强制险可以给付的医疗费用之外，那一部分的和解金额。」
他的一番话，清晰地划出了战场的边界。
医疗费，由保险公司处理。而剩下的，那块最模糊、最巨大、最充满争议的「精神赔偿」，则成了压在我们家身上的一座大山。
林太太冷哼一声，显然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但王先生的专业让她无法反驳。她重新将那叠资料往前一推。
「好！那我们就来算算这笔帐！伟廷的医疗单据总共是三万八，家豪的是两万六。这些让保险公司去处理。我们要谈的，是我儿子那隻可能再也无法顺畅画画的手，和我朋友儿子腿上那道一辈子的疤！两家合计，精神赔偿加总，我们要求二十万！这已经是考量到初判表上那个『疑似超速』之后的数字了！」
二十万。这个数字，像一头从牢笼里放出来的猛兽，在小小的会议室里咆哮。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成了一场漫长的凌迟。
爸爸试图将金额往下谈，从家庭的困境，到自己的诚意，他几乎是掏心掏肺地在恳求。但对方两家人寸步不让，坚持那是他们孩子应得的补偿。
我沉默地坐在一旁，像个局外人，又像是这场风暴的中心。我紧紧地握着四脚虎的橡胶把手，指节因为过于用力而泛白。我能做的，只有听着。听着他们如何因为我犯下的错，而互相撕扯、争论、痛苦。
最终，在调解委员的强力介入下，对方总算松口，若我们能一次付清，金额可以降至十五万。若要分期，则至少要十二万，且第一期就要支付六万元。
这依然是一个我们无法承受的天文数字。
会议再度陷入僵局，里长只好宣布暂时休会，下週再议。
在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时，我清楚地听到林太太，用一种不大不小，刚好能让我们听见的音量，对身边的陈太太低声说：「哼，还疑似超速咧，要不是看他们家可怜，这件事没这么容易就算了。」
那句话，像一根烧红的针，狠狠地扎进我的心里。
走出区公所的大门，午后的热浪夹杂着废气扑面而来，让人一阵晕眩。我的背，早已被汗水彻底浸透，湿黏的t恤紧紧贴在铁衣上，又闷又痒。
回家的车上，一路无言。
那种沉默，比任何争吵都更令人痛苦。它像一个黑洞，吸走了车内所有的空气、光线和温度。我坐在后座，看着爸爸紧握方向盘、手背上青筋暴露的双手，看着妈妈靠着车窗、不断用手帕擦拭眼角的侧脸。
他们没有责怪我，连一个字都没有。
回到家，爸爸没有像往常一样去准备开店，而是独自一人，走进了那间漆黑的店铺里。他没有开灯，只是默默地，坐在那口被我洗净的大锅前，点燃了一根菸。
我看着他被夕阳拉得长长的、孤单的背影，那背影，像一座被岁月风霜侵蚀得即将崩塌的山。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痛得缩成一团。
我转身，一言不发地走上楼，将自己关进房间。
我没有哭，也没有发怒。我只是躺在床上，脑袋里一遍又一遍地，回放着调解会的每一个细节。林太太尖锐的指责、爸爸卑微的恳求、王专员冷静的分析，还有那张写着「十二万」的、潦草的便条纸。
我闭上眼，召唤出「黏黏」。
它似乎也感受到了我的绝望，只是安静地待着，身体里的光点明灭不定。
我盯着它，一个念头前所未有地清晰起来。
这不是玩具，也不是什么可以炫耀的特异功能。 ↑返回顶部↑
他的态度诚恳，语气专业，成功地将自己从一个「推卸责任者」转变为一个「协助处理者」。
「但是，」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更加谨慎，「就如我先前在电话中向许先生报告的，强制险的给付范围，主要在于『医疗费用』本身。至于各位提到的，例如家属的看护费、学生的课业损失、未来的復健费用，以及最重要的『精神慰抚金』，这些项目……并不在强制险的给付范围内。」
「这就是我们今天调解的重点。」王先生总结道，「也就是，在强制险可以给付的医疗费用之外，那一部分的和解金额。」
他的一番话，清晰地划出了战场的边界。
医疗费，由保险公司处理。而剩下的，那块最模糊、最巨大、最充满争议的「精神赔偿」，则成了压在我们家身上的一座大山。
林太太冷哼一声，显然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但王先生的专业让她无法反驳。她重新将那叠资料往前一推。
「好！那我们就来算算这笔帐！伟廷的医疗单据总共是三万八，家豪的是两万六。这些让保险公司去处理。我们要谈的，是我儿子那隻可能再也无法顺畅画画的手，和我朋友儿子腿上那道一辈子的疤！两家合计，精神赔偿加总，我们要求二十万！这已经是考量到初判表上那个『疑似超速』之后的数字了！」
二十万。这个数字，像一头从牢笼里放出来的猛兽，在小小的会议室里咆哮。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成了一场漫长的凌迟。
爸爸试图将金额往下谈，从家庭的困境，到自己的诚意，他几乎是掏心掏肺地在恳求。但对方两家人寸步不让，坚持那是他们孩子应得的补偿。
我沉默地坐在一旁，像个局外人，又像是这场风暴的中心。我紧紧地握着四脚虎的橡胶把手，指节因为过于用力而泛白。我能做的，只有听着。听着他们如何因为我犯下的错，而互相撕扯、争论、痛苦。
最终，在调解委员的强力介入下，对方总算松口，若我们能一次付清，金额可以降至十五万。若要分期，则至少要十二万，且第一期就要支付六万元。
这依然是一个我们无法承受的天文数字。
会议再度陷入僵局，里长只好宣布暂时休会，下週再议。
在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时，我清楚地听到林太太，用一种不大不小，刚好能让我们听见的音量，对身边的陈太太低声说：「哼，还疑似超速咧，要不是看他们家可怜，这件事没这么容易就算了。」
那句话，像一根烧红的针，狠狠地扎进我的心里。
走出区公所的大门，午后的热浪夹杂着废气扑面而来，让人一阵晕眩。我的背，早已被汗水彻底浸透，湿黏的t恤紧紧贴在铁衣上，又闷又痒。
回家的车上，一路无言。
那种沉默，比任何争吵都更令人痛苦。它像一个黑洞，吸走了车内所有的空气、光线和温度。我坐在后座，看着爸爸紧握方向盘、手背上青筋暴露的双手，看着妈妈靠着车窗、不断用手帕擦拭眼角的侧脸。
他们没有责怪我，连一个字都没有。
回到家，爸爸没有像往常一样去准备开店，而是独自一人，走进了那间漆黑的店铺里。他没有开灯，只是默默地，坐在那口被我洗净的大锅前，点燃了一根菸。
我看着他被夕阳拉得长长的、孤单的背影，那背影，像一座被岁月风霜侵蚀得即将崩塌的山。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痛得缩成一团。
我转身，一言不发地走上楼，将自己关进房间。
我没有哭，也没有发怒。我只是躺在床上，脑袋里一遍又一遍地，回放着调解会的每一个细节。林太太尖锐的指责、爸爸卑微的恳求、王专员冷静的分析，还有那张写着「十二万」的、潦草的便条纸。
我闭上眼，召唤出「黏黏」。
它似乎也感受到了我的绝望，只是安静地待着，身体里的光点明灭不定。
我盯着它，一个念头前所未有地清晰起来。
这不是玩具，也不是什么可以炫耀的特异功能。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