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不夜侯 第756节(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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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杨沅是在放衙回家的路上,接了樊举人上车的。
  牛车驶过一个路口,早已等在那里的樊江便一猫腰,趁着车行缓慢,进了车子。
  他现在还在临安府任职。
  杨沅刚刚调去都察院,如果每到一个地方,就把自己人马上调过去不太妥当。
  而且樊举人起点太低,去了都察院的话,连个监察御史都做不了,还不如留在临安府。
  在这里他职低而权重,临安府的大事小情,都瞒不过他的耳目,而且还都能插上手。
  杨沅坐在车中,问道:“事情办的怎么样了?”
  樊江兴奋地道:“进展非常顺利!”
  樊江就把这些时日以来,国子监、太学、武学诸学子们就张宓一案的判而不死,继而上溯根源的事情对杨沅介绍了一遍。
  学生们引经据典不断“考古”,发掘出许多对士大夫阶层“法外开恩”的案件。
  通过这些案件,他们确信,正是因为这种不合理的规矩,使得许多官员贪赃枉法肆无忌惮,沉重打击了朝廷律法的威严,使得百姓深受其害。
  临安府一连出现的几任贪官,诸如张澄、曹泳等人,斑斑劣迹,难以尽数,可最终呢?
  他们都将家产转移,然后罢官为民,亦或贬官地方,就算是受到了惩罚。
  这和太祖、太宗时候、真宗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时贪赃枉法严重的官员哪个不是死刑。
  等等,太宗?真宗?
  不是说太祖皇帝立过诫碑,勒令后代皇帝“不杀士大夫”吗?
  太祖皇帝自己不遵守也就算了,太宗皇帝是他的弟弟,不遵守勉强也能理解,可真宗皇帝没道理也不遵守啊?
  到底有没有这块碑?
  学生们的精力旺盛,同时也有的是时间,几千名学生整日研究这个问题。
  他们遍翻各种史籍,结果还真被他们考据出了一些东西。
  在这个没有电脑,各种资料的储藏和检索极其麻烦的年代,也只有这些学生,才有这个条件去进行如此详尽有力的质证了。
  他们发现,这个所谓的太祖誓碑最初的源头,竟是通过建炎元年从金国逃回宋国的大臣曹勋之口传出来的。
  也就是说,在此前的一百多年,全无记载。
  这么重大的事情,你纵然对外秘而不宣,但是起居录等重要的宫内记录上也不应该没有啊。所谓保密问题,对于史官可是从不保密的啊。
  而且,后来的皇帝并不是不想杀啊,学生们在翻阅典籍的时候发现,宋仁宗庆历年间,曾经发生一桩案件,高邮知军姚仲约放纵盗贼。
  事情发作,皇帝震怒,宰相富弼认为该杀了他以儆效尤,但是名臣范仲淹上书反对,并且说服了仁宗。
  而范仲淹与富弼针对量刑问题辩论的原话是有记载的,范仲淹是这么说的:
  “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轻坏之?且吾与公在此,同僚之间,同心者有几?虽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它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 ↑返回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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